中評社台北8月5日電/台灣專欄作家、本名王杏慶的南方朔今天在台灣《中國時報》發表文章指出,馬政府上任迄今,行情一路下跌,演變到現在,已出現這個政府無論做甚麼事都必然招致反彈,而有了反彈它必然收回修正的局面。追根究柢,這一切根源,或許就是那認識不清但又自以為是的“和解”觀念所造成的一錯再錯所致,無是非的“和解”,反映出它的懦弱無脊樑,當它為“和解”而可放棄一切是非、對錯、核心價值,最後就會失去人們尊敬與信賴。最後不但“全民總統”不成,反倒成了“四分之一民總統”!
這篇文章與要求馬英九做“全民總統”的主張,形成強大的挑戰。文章指出,當今的政治,由於權力的運作更複雜更龐大,因此權力濫用,貪腐和壓迫等也有增無已,這也是政治上的道歉認錯、寬恕、和解等現象的研究,會成為當代顯學的原因。
而“道歉”、“寬恕”、“和解”乃是三位一體的觀念。它所指的乃是人們的“寬恕”,必須以犯錯者的“道歉”為前提或補充,而後始有可能達成“和解”──它指的是大家縱使不能親愛如家人,但至少也能相互謹慎,不再動輒怒言挑剔及鬥成一團的境界。可是,儘管人們都喜歡“和解”,但在現實上它卻甚為稀少難見,政客多半有鬥雞性格,一個社會如果有創痕醜聞可以當做政治的提款機,誰會真心的去搞“和解”?
“和解”這個詞在台灣早已成了鬥爭論述的一環,我鬥你可以,你鬥我就是破壞“和解”,當“和解”已歪曲到這樣的程度,它除了是個空洞的符號外,已不再有任何意義。除此之外,波士頓大學哲學教授葛瑞斯渥(Charles L. Griswold)在今年剛出的新著《寬恕:一個哲學上的探索》裡更指出,人們在追求“和解”時的另外一些偏差:
例如,有些人或因愚蠢,或因認識不清,“對任何不義之事皆採取寬恕的態度,這種假和解裡,只讓人看到他的無是非和無脊樑”。
例如,有些人會以宗教上的自我完美主義為起點,主張“無條件寬恕說”,但這種自我完美主義除了滿足自己的道德優越感外,對世界其實不但沒有幫助,反而因此讓是非對錯,別人所犯錯誤的真相等原本可以弄清楚的問題變得更糢糊;而可能更糟的,乃是這種無條件的寬恕,由於脫離了現實,反而讓犯錯看得以合理化自己的錯,最後是他原本想要獲得的“和解”更加不可能達成。最後是在一片渾沌裡,讓真相、正義、和解,以及自己的尊嚴全都淪喪!
葛瑞斯渥在他的新著裡指出,“和解”在人親的歷史成長上乃是一個重要的過程。人在政治上容易因為時代侷限,心靈的恐懼和貪婪等而犯錯,因此“和解”乃是讓加害與受害雙方聚合在一起,透過“寬恕”和“道歉”,而後藉著一種有方向性和理想性的新說法,讓真相被說出、被記得、被超越,從而始能讓它不會被再犯。這才是“和解”會促成進步的真義,“和解”必須“清算”,但不是“鬥爭式的清算”,而是“超越式的清算”!“和解”也必須有人“道歉”,否則它就成了“獨腳戲”!
因此,“和解”不能只是自說自話的空洞口號,也不能淪為過去鬥爭換個新標籤而無休無止的繼續下去。但非常讓人遺憾的,乃是新政府成立迄今已逾七十七多天,在這七十多天裡,它把甚麼“藍綠和解”不斷掛在嘴上,從它的用人開始,一直到特別費案和國務機要費案,我們都可看出它其實是把“藍綠不分”和“是非不分”當成了“藍綠和解”,所謂“和解”已與“鄉愿和稀泥”無異,馬政府真是糟塌了“了解”這個對台灣原本會極有意義的觀念。葛瑞斯渥教授指出,無是非無原則的“和解”,乃是“懦弱無脊樑”(spineless)的代號,可說就是對這種台灣式“和解”的針砭!
馬政府上任迄今,行情一路下跌,演變到現在,已出現這個政府無論做甚麼事都必然招致反彈,而有了反彈它必然收回修正的局面。用顧及顏面的說法,這是“俯順民意”;但真正深刻的去看,則是這個政府已陷入了一種“怎麼做都不對”(Can do nothing right)的窘境,而一個政府會陷入這種困境,關鍵即在於政府所賴以存在的道德權威已嚴重失去,它自己把發言權的正當性拋棄,政府不再有領導性之後,已淪為被領導的救火隊而已!
而追根究柢,這一切根源,或許就是那認識不清但又自以為是的“和解”觀念所造成的一錯再錯所致,無是非的“和解”,反映出它的懦弱無脊樑,當它為“和解”而可放棄一切是非、對錯、核心價值,最後就會失去人們尊敬與信賴。最後不但“全民總統”不成,反倒成了“四分之一民總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