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來說，葉盛茂絕非扁家金權政治的核心，但確具有“圍事”的功能。舉例而言，一位扁親家曾對南部某件金額不算高的工程“有興趣”，扁系統當時透過駙馬爺趙建銘、陳其邁與中華紙漿董事長羅勝順（吳淑珍密友羅太太的先生）層層“關心”後，最後由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馬永成要求“多多配合”。沒想到該事進行得不如預期，扁曾因此怒斥該承辦人“目中無人”，當時民進黨某天王透過管道得知此事，還曾好奇地詢問該承辦人：“你不怕得罪吳淑珍喔？”果真，這位承辦人面臨一連串的官司與檢調機關調查，事過境遷，葉盛茂也親口向他致歉，顯然葉很清楚自己曾造成的影響。
從當權者、到親家、至心腹……，層疊交錯的金權關照；加上葉盛茂為人客氣、但手上擁有“調查局”系統的“柔性”恫嚇，以及隱匿情資的關鍵貢獻……，內有權勢護航、外有圍事護駕，是扁敢指天指地發誓，有恃無恐的依據。
葉盛茂獲得扁系統信任，成為扁家及童子軍的禁衛軍，當然因為他往往在重要時刻“交心”。一九九四年底，陳水扁勝選台北市長，他從未有行政機關的執政經驗，不清楚如何掌控市政機器，曾歷任吳伯雄、黃大洲兩位台北市長的葉盛茂，自然成為扁收服市府機關的關鍵佈建。
一九九五年三月，才上任三個月的台北市長陳水扁，突然到台北市調處“禮貌拜會”。當時台北市調處處長劉展華親自出門迎接，沒想到，陳水扁一出門就對媒體開火，直指“台北市調處很多績效，都靠北市政府政風處提供；但市府政風處移送市調處的案子，很多都拖了好久還沒有下文。”一個上任三個月的台北市長，敢這樣到情治單位踢館，而且擺明幫政風處槓上市調處，扁留用的政風處處長葉盛茂顯然發揮大用。
同樣是牽一髮動全身的時刻，二○○○年，陳水扁史無前例完成政黨輪替，時任“調查局”副局長的葉盛茂，奔走於情治體系與扁之間，當時，葉盛茂見陳水扁的次數，比“調查局長”王光宇還多，甚至，葉盛茂一通電話就可以直通“總統府”。
扁葉為抓權 重創情報體系
葉盛茂幫不熟悉情報系統的扁穩固統治，不盡然全因利慾薰心，某種程度，也來自老特務的訓練。“調查局”之父沈之岳說得很明白，“我們就是領袖的耳目，領袖的狗。”老特務的訓練，即是成為領導人的鷹犬。
前“調查局長”吳東明的時代，曾有心想調整“調查局”的定位，他高喊““國家”的“調查局””，然而“調查局”的體質沒變，仍得兼負情報與治安之責。衝治安得“鐵面無私”，但做情報要“廣結善緣”，只要得做情報，調查員就得上看領導人臉色，下與地方派系、政治人物保持良好關係。對上要有業績、對下要關係融洽，吃案其來有自，也絕非只有葉盛茂一個人會幹的事。
“調查局”的基本體質沒變，吳東明““國家”的“調查局””就不可能實現，到了葉盛茂手裡，“調查局”還居然“‘國家’就是扁家”，“‘國家’的‘調查局’”搖身變成了“扁家的‘調查局’”。現任“調查局長”吳瑛上任後，雖然呼籲““國家”的“調查局””要成為“大家的‘調查局’”，但改口號能穩住公信力、自信心雙雙淪喪的台灣FBI嗎？
前“國安”高層指出，原本“國家”情治體系的設計，由“國安局”統籌六大情報系統（“軍情局” 、“調查局”、憲兵司令部、“警政署” 、“海巡署” 、電信發展室），但各情報系統之上還有行政部門的二元領導（如“調查局”之上是“法務部”、電信發展室隸屬“國防部”），是為了“終止情報的死角”。李登輝擔任“總統”後期，已不再單獨見“調查局長”，一方面就是防止情報壟斷，另一方面也為了維繫組織倫理。
但陳水扁為了“一把抓”，破壞體制，私見“調查局長”，更放任心腹如新光醫院副院長黃芳彥、“立院”總召柯建銘等人，在府外拉攏、召喚情治首長。前“國安”高層指出，“總統”藉此讓自己變成“超級情報頭子”，才會發生從口袋裡變出一張“北京來的紙條”，這種超乎情報體系控制的荒唐事。
情治體系以假亂真、玩弄情報，在陳水扁與葉盛茂身上活生生搬演，而這種由上而下的體制崩解、情治醜聞，就算法院“秘密庭”可能都審不出來。因此，連許惠祐都對情治體系的正常化不抱樂觀，他認為：“路還滿遠的！”他更語重心長說：“情治體系的法制化不是只有立法而已，重點是，很多人的心態，根本還改不過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