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前省長沈祖倫在《炎黃春秋》第9期撰文說，中共中央制定五個一號文件的五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我都參加了。大概每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之前半年或更多的時間，中央領導就要調查研究下一步農村工作。他們下來都不是只幾天時間，至少是一星期、十天半個月；都不是浮光掠影，而是系統地聽取下面的意見，總結下面的經驗。中央同時要求各省市區領導也進行思考和調研。我們在省裡搞農村調查，都是一出去就半個月不回機關。唯一的是為了得到真知。
每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既是進一步調查研究的過程，也是發揚民主科學決策的過程。
最令我們感興趣的是，每次會議都安排有讓各省市區同志面對面地與中央領導對話的機會。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同志都到會直接聽各省市區同志意見。我們在會上發言，基本上不是唱贊歌，也不是只一般地表態。因為這不是中央開會的目的。我們發言，都是開門見山地反映情況和提意見，說真話實話，而且常常不乏尖銳的言辭。
那時，確實沒有怕得罪領導或引起領導印象不佳的考慮。我們從內心裡感覺得到，中央領導是真誠地喜歡聽我們的意見，所以我們提意見的積極性也高。這中間，杜潤生同志起著鼓勵支持的作用。所以，當時我們兄弟省市同志背地裡議論，很欽佩杜老的高超的領導藝術。我們提意見，有的時候難免有片面或偏激，中央領導從來沒有怪罪過，有時只是耐心地做些解釋。
制定五個一號文件的每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都開得非常成功。每個一號文件都大大推動了農村的改革和發展。這非常值得總結經驗。我以為，這中間中央、省市區的領導和農研室的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以及在一定範圍形成的良好氣氛，能通暢地把老百姓的呼聲反映到中央決策層，從而也不斷地使領導獲得改革的原動力。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來源：報刊文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