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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評論》月刊十月號。 |
中評社香港10月10日電／《中國評論》月刊十月號發表社論“改革開放催化中國對外、對台戰略思維轉換”。社論說，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三十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全世界即可窺見中國在“器物文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進步。外在的變化僅是一個方面，真正重要的意義在於人的思想觀念變革以及由此引發的國家發展戰略的變化。在國家發展大戰略主導之下，中國的對外及對台戰略思維也相繼發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變化。
中國對外戰略思維的變化伴隨改革開放而起，首先表現在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國際大勢的定位判斷上。“新的世界大戰威脅嚴重，但可以推遲”的判斷，就是這種新思維的肇端；接著，在八十年代中期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的論斷，這標誌著中國對外戰略思維的一個根本性變化。這種變化反映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符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而且與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相吻合，順應了浩蕩發展的時代潮流。
社論認爲，正是在這樣的對外戰略思維主導下，在冷戰後國際局勢紛紜複雜的變化中，中國清醒而冷靜地堅持和平發展的主題不動搖，成為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一個重要力量。進入新世紀後，中國進一步提出建設和諧世界的理念。表明了中國在全球化的時代，作為一個有影響的大國，對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事務所抱持的基本信念和對國際社會所承擔的責任與義務。
“和平與發展”論斷的提出，否定了過去長期以意識形態劃線而提出的“革命與戰爭”的時代主題判斷，拋棄了長期主導中國對外戰略的鬥爭性思維模式，將合作、共存、雙贏的思維模式導入中國對外戰略的制定與實踐中。而和諧世界的理念，更是清晰地體現了中國致力於世界多樣性共存與多元化發展的戰略思維。
社論列舉事實，強調中國大陸對台戰略思維的變化，也同樣與改革開放密切相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中國大陸首先向台灣伸出和平之手：一九七九年元旦，大陸發表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告台灣同胞書”，單方面宣佈中止對台軍事行動，並提出開展兩岸“三通”談判；其後又發佈了“葉九條”，闡明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祖國統一的方針政策；八十年代中期，鄧小平“鄧六條”的提出，進一步深化了大陸對台和平統一的戰略思想，明確了以“一國兩制”模式作為兩岸和平統一的基本方針，反映了大陸對台戰略思維的重大變化；九十年代中期江澤民針對兩岸關係的發展變化，提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江八點”創造性地提出分步驟進行兩岸談判、逐步實現和平統一的構想，並主張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經濟合作。
中國第四代領導層執政後，面對錯綜複雜、風雲變幻的台灣島內局勢和兩岸關係形勢變化，根據新情況新變化，不斷微調完善對台政策，從強調“和平統一”到突出“和平發展”，逐漸形成以構建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體為核心的對台政策新思維、新政策、新方法。
從“武力解放”到“和平統一”是一個巨大的戰略思維轉變。武力統一，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思維；和平統一，則是融合性思維的產物。而從“和平統一”調整到“和平發展”，又充分體現了互利雙贏的非零和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的轉換，符合兩岸民眾的最大利益，符合當前兩岸關係的實際情況和國際大趨勢的要求，具有鮮明的思想解放的特徵。
社論強調，世界每天都在變化，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就此而言，思想解放永無止境，思想創新、理論創新和思維模式的不斷發展、完善也永遠不能中止。唯如此，方能做到求真務實，令思想之樹常青。也唯如此，方能使中國與世界同步發展，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現代化大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