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盛頓世界金融峰會上，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聲稱，歐盟願意減少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代表權，為中國“騰出位置”。他表示，中國應該有“更大的聲音”，以反應其經濟影響。法新社評論稱，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不僅在全球金融決策方面取得了更多席位，而且在應對金融危機上取得了發達國家的讓步。美聯社的評論說，在發達國家遭受經濟衰退的時候，發展中國家卻可能貢獻明年所有的經濟增長百分點。美國為債務所糾纏，而中國卻積累了數額最大的現金儲備。《國際先驅論壇報》說，中國擁有近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且它的經濟仍然在不斷增長，雖然速度有所放緩。中國是這次金融峰會中為數不多的幾個有財力為金融受災國提供援助的參與者。中國在世界經濟領域的影響力本已舉足輕重，這次金融峰會使這一趨勢更加明朗化。
可以肯定，今次中國參加APEC峰會，必然會增加經濟發言權和影響力。
再則，中國實行的適度國家干預——宏觀調控政策，將受到更為廣泛的贊許。一向被視為神聖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不斷受到自身問題的衝擊，無論是美加還是歐共體，迄今仍受到金融風暴的嚴重困擾。而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仍然保持著較好的經濟增長。尤其是中國的經濟體制，堅持國家宏觀調控亦即在遵從市場的基本規律下，適時實行計劃調節，有效地穩定了經濟大局的健康發展，避免了各種風浪的衝擊。
這一切，得益於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新思路。他早在1987年2月6日的一次談話中就說：“為什麼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他認為，計劃和市場，“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正是擺脫了簡單意識形態的束縛，中國才得以形成經濟的飛躍。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rugman）一篇以“Let’s Get Fiscal”為題目的文章，即是呼籲以政府財政支出的手段挽救經濟。他認為僅靠銀行的降息無濟於事，聯邦政府要有大的作為：“目前是從事某些重大基礎建設的良機，推動建設計劃吧！”《紐約時報》另一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riedman）甚至幻想美國能短暫變成中國，just one day， one little day（就一天，短短一天），有了這樣一天，美國的政令就可以走出白宮，在全國頒布和實施所有必要和有效的監管法規，讓市場走上正軌。然後，從第二天起，美國式的自由經濟就可以重振旗鼓再鑄新的輝煌了。
當今時代，不僅是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令到全球經濟發展熱點開始出現南移跡象。恐怕連整體經濟運作管理模式，都存著這東西方彼此交流參照，取長補短的必要了。所以，中國最高領袖胡錦濤強調，國際社會應該認真總結這場金融危機的教訓，在所有利益攸關方充分協商的基礎上，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必要的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應該堅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營造有利於全球經濟健康發展的制度環境。他主張重點實施以下改革：一是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完善國際監管體系。二是推動國際金融組織改革，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三是鼓勵區域金融合作，充分發揮地區資金救助機制作用。四是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
第三，此次峰會明顯體現出台灣海峽兩岸求和平、求穩定的和解姿態。不僅連戰得以順利代表馬英九出席會議，成為實際上歷次APEC峰會位階最高最有分量的台灣與會代表；更在諸多的具體形式上，包括領導人名單、中華台北稱謂、與會報到迎送諸方式、APEC官方網站提供給媒體使用的大會照片及其說明等等，都充分給足了尊重。更值得注意的是，馬英九堅持推行和平和解路線、兩岸休兵的政策，也收到了顯著實效。俗話說“投桃報李”，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參加APEC峰會前，很平靜地順訪了拉美數個國家，卻沒有再掀起兩岸新的所謂“外交戰”風波。從中人們也許能觀察到中國大陸對維護“九二共識”，穩定台海局勢，發展良性互動的示好與善意。相信，胡錦濤還將在此次APEC峰會上，與連戰有一場很好的會面叙舊，為今後兩岸拓展更多更廣泛的發展合作空間。
可以毫無疑問地說，在本次APEC峰會期間，上述三點，都將成為國際社會和新聞媒體十分關注的重要熱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