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11日電／扁家弊案的最新訊息是：陳致中、黃睿靚二度具狀表示“願交代海外五點七億元”，並傳出關係人黃芳彥“願以汙點證人之條件返台”云云。相關訊息雖然特偵組並未證實或表明立場，但社會輿論對此頗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如此可使真相浮現；但也有人認為，作了壞事的人不能以這種方式逃避懲罰。
聯合報今天社論指出，涉及犯罪之人“將功折罪”，因而從輕處理，這在“證人保護法”裡有明文規定。唯關鍵是必須“將功折罪”，亦即必須協助檢察官追訴更多的犯罪，從而實現公共正義，方能依法給予減輕其刑、免刑乃至不起訴之處分。檢察官要作這類的處理，自須依法而為，故不應亦不至於發生有人藉此逃避懲罰得逞的情事。
“證人保護法”適用的範圍，包括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洗錢防制法等罪名；因此，被起訴洗錢罪嫌的陳致中、黃睿靚，原本是有機會適用該法的。但是，如今檢察官就陳致中、黃睿靚的洗錢罪嫌已提起公訴，且因二人在追回贓款方面的態度不合作，而向法院請求從重量刑。因此，二人現在一再向特偵組具狀表示願說明海外資金流向云云，以時機而論恐怕已經太遲；相對而言，涉及洗錢但尚未起訴，甚至尚未正式成為犯罪嫌疑人的黃芳彥，若能供出全部犯罪事實，則時機上還來得及主張將功折罪。
再者，“證人保護法”規定，如果偵查中的嫌疑人本身是正犯或共犯，則必須供出關鍵案情，或者其他正犯或共犯的犯罪事實，使檢察官得以追訴，檢察官方得同意給予減輕其刑或免刑的待遇。如果偵查中的嫌疑人只是從犯或幫助犯，亦必須供出犯罪網絡、前後手等，使檢察官得以追訴；由檢察官斟酌其貢獻，方得給予不起訴。以扁家弊案而言，陳水扁及吳淑珍當然是正犯或共犯，陳致中、黃睿靚二人在洗錢部分可能是正犯或共犯，在其他貪汙罪嫌部分，則較可能是幫助藏匿贓款的幫助犯；但無論如何，陳致中、黃睿靚二人都必須在偵查階段供述陳水扁及吳淑珍的犯行，才有可能享有“證人保護法”的待遇。如今二人已經起訴，則縱然二人具狀確有“大義滅親”之意思，也是晚了一步。黃芳彥則尚來得及。
陳致中、黃睿靚二人作不成“汙點證人”，那還有沒有“認罪協商”的機會呢？答案是有機會。“認罪協商”是起訴後、審理中的程序，故二人既經起訴，依法可採“認罪協商”。刑事訴訟法規定，認罪協商的罪刑範圍，必須非屬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之罪，才可以協商；而二人被起訴的是洗錢防制法，其最重本刑是“七年以下”，並沒有規定最輕本刑是“三年以上”，所以他們有機會提出“認罪協商”的主張。
不過，要“協商”，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前提是二人必須“認罪”；故陳致中、黃睿靚二人必須具狀向承審法官表明願意“認罪”，那才有與檢察官“協商”其刑度、獲得從輕處理的機會。但是，倘若陳致中與黃睿靚“認罪”，亦即對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不再爭執，則陳水扁、吳淑珍將如何主張無罪答辯？思慮及此，則二人會否認罪，即陷進退兩難。不認罪，致靚恐陷牢獄；認罪，扁珍更難脫身。
倘若陳致中與黃睿靚未在偵查中及時請求依證人保護法處理，亦未在審理中認罪協商，則僅單純表示“願說明海外資金流向”，或“願簽查帳、匯回查扣同意書”等等，且真的作了相關的行為和處置，那就只是“犯罪後態度”的問題，可作法官量刑的參考，法律上的意義和價值卻相對較低，自然不如“認罪協商”。進一步說，倘若致靚只想“協商”，卻不肯“認罪”，更足見其“犯後態度”之惡劣，對二人尤其不利。
因此，若謂扁家弊案有人不符“汙點證人”或“認罪協商”的法定要件卻可以逃避懲罰，則一定是有檢察官或者法官違法縱放，而這豈能逃得過眾目睽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