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台灣的民主經驗是整個華人社會寶貴的財富，如果您要向大陸的讀者介紹台灣的經驗，您會如何描述？
吳伯雄：就是每個人都要受到尊重，透過各種管道，讓政治人物不能疏忽任何一個聲音。
記者：那如何避免民粹化的傾向？台灣8年來已經有這樣的趨勢。
吳伯雄：那就是要靠政治人物的良心，為了選舉、為了政黨的獲勝，喊出很多不合實際的口號，感官上讓人有“哇”的感覺，其實又如何呢？所以沒有完美的組合。但又沒有其他制度比民主更能防止獨裁發生。大陸如果講民主，文化大革命就不會發生了。
記者：您在威權時代就已經是高級官員了，台灣1980年代在經歷解嚴的過程中，您的心情如何？會不會有失落的感覺？畢竟權力受到極大的限制了。
吳伯雄：我兩次當選民選“省議員”，還賣過煙酒（注：吳當過煙酒“公賣局”局長），當過秘書長，還在林洋港之後當過“內政部長”。那個時候“內政部長”是相當有權力的，“部長”就像“部長”的樣子，很威嚴。
那個時候經國先生已開始解嚴，開放與大陸來往，當時容許有大陸眷屬的人去探親，這個規定就是我宣布的，《戒嚴法》、《國安法》都是我提出的。從威權時代到開放，我都有參與。
我只能說我們的制度要求我們做任何事受很多的約束，民意代表、媒體，各種聲音都有，所以現在一個動作全體叫好已經不可能了，你要斟酌迫切性和重要性才能做抉擇。
一致叫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台灣行政權一權獨大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黨外人士在威權時代只有靠街頭的運動起家，我們現在想一想，他們要闖出來也只有用這個辦法，這是難免的。但是有時為了吸引更多的注意，他們明知道有些行為是違法的，還故意違法讓人取締，然後造成弱者被迫害的形象。
所以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需要大家遵守法律，而政府該給人家權利時也要給人家；但是人民有了這個權利以後，不能過度濫用而製造社會的不安。
現在大家對遊行集會已見怪不怪，想借此違規而嘩眾取寵的人，反而要小心是否會引起老百姓的反感。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個也是經過一二十年來大家不斷在經驗中求取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