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圓明園管理處受制於體制，而具有民間性質的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是否更適合擔任追討的主角呢？該基金副總幹事牛憲峰說，文物追討可以通過國際組織協商，通過文化交流等等方式，“但是一旦上了法庭，其他的路就都被封死了。通過訴訟就要有效果，不能鬧笑話。”
牛憲峰的話透露出他的擔憂。在他看來，一旦付諸法律，就要有把握，因為敗訴可能給以後的追討帶來法律上的障礙，“別人會把這當一個案例，拍賣流失文物因此也會成為一個默認的商業慣例。”
“一個人的戰鬥”行不通
對於此次中國民間律師團的追討行動，法國主流輿論普遍認為，因為時效問題難以成功。高美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無奈地表示，深知要收回這些獸首絕不容易，絕不是以一人之力就能辦到的。
在國際市場上，中國文物的價格一路水漲船高，圓明園銅獸首的價格在上世紀80年代還只有500美元，而現在漲到了離譜的一億元人民幣。在佳士得公司的網站上，“鼠首”和“兔獸”分別估價800萬到1000萬歐元。文物界人士認為，這樣的價格已經遠遠超過了文物本身的價值上限。
這無異於“敲詐勒索”，牛憲峰對此深有感觸。近年來，圓明園銅獸首的價格一路攀升，這給“中華搶救海外流失文物專項基金”的工作帶來很大的難度。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司長宋新潮日前亦表示，反對用中國的錢“回購”中國自己的東西，更不贊成拍賣。
那麼面對如此困局，中國應該採用何種方式實現文物的回歸呢。宋新潮表示，可以通過相應補償以回贈方式追回，並鼓勵通過基金會和個人捐贈的方式，以促成回歸。
據了解，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曾多次運用法律和外交手段，在國際公約的框架下，先後從英國、美國等地成功索回中國文物3000余件。劉洋也強調：“全世界文物流出國和地區已先後操起法律武器，討還非道德方式流出的文物。而我國卻尚未形成一支研究實施追索搶救和保護文物的法律隊伍，我們決心擔當此責。”應該說，追索國寶，只靠“一個人的戰鬥”是行不通的，需要來自政府、民間團體乃至個人等各方的共同合力，依靠包括法律、外交在內的各種手段，持續地不斷努力才有可能。
等待“奪寶奇兵”
圓明園的夢魘直到今天都沒有從中國人的記憶中散去。最近在法國出現的兩尊圓明園青銅獸首，把中國人又一次帶回了那個噩夢般的年代。在被殖民的近代史與快速崛起的現代化揉雜在一起的時候，圓明園的獸首回歸，似乎就成為了我們擺脫屈辱的一種最直接方式。
的確，在整個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近代史中，大量代表著中華文化精華的歷史文物被以各種方式流失海外。有的是因為戰爭的掠奪，圓明園就是典型的例子；有的是因為缺少保護，比如令人心碎的敦煌文物被斯坦因與伯希和低價掠走；有的甚至是內外勾結，假手於人。這些都是與中國歷史聯繫在一起的，本身也是歷史一個無法割裂的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