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兩岸關係以和平發展為主題，在2005年3月胡錦濤發表的四點意見與同年4月國共兩黨共同願景中已經形成，它對這幾年大陸對台政策、以及兩岸關係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和作用？
李：從2005年的四點意見開始，胡總書記曾先後數次就台灣問題發表談話，當時即已被國內外輿論廣泛讚譽為中共對台“新戰略”、“新思維”，或“胡錦濤對台新政”。從中共思想理論形成發展的一般規律看，對事物發展階段的科學認識往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與作用；祇有正確認識與界定事物發展不同的階段和方位，才能制定出真正切合實際的、正確的路線和政策；同時，對發展階段的不同定位和認知，又會產生出不同的階段性目標與任務，引伸出不同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以及與之相應的政策策略。當我們在和平統一的總體進程中確立起現階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後，就要求對台工作從各方面相應轉變發展觀念，調整發展思路；特別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和平發展的軌道上來。
就此而言，“新戰略”在對台政策中的實際影響，首先體現在對一個中國的新的認識把握上。以前我們長期堅持“老三句”，即世界上祇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從2000年開始，我們提出了世界上祇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的“新三句”；其中兩岸同屬一中的表述，實際上是吸納了台灣方面“國統綱領”中“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領土”的提法。我曾對此提出：“這是長期以來對台工作最寶貴的經驗與結晶，內涵豐富、前景遠大；一定要好好珍惜發揮，千萬不能在一般的輿論宣傳中使它萎縮成為一個僅僅針對台獨與兩個中國的狹窄概念”。“新戰略”在政策上從兩方面貫徹了這一重要思想：一是在“九二共識”上與國民黨求同存異，使之重新成為雙方互動的基礎，並在此基礎上成功實現了國共兩黨的接觸會談；二是在台灣“國際活動空間”問題上具體提出“優先討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這就使兩岸間長期以來最複雜敏感的問題真正顯現出具體可行的解決之道，也就使一個中國原則下相互聯繫、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致與平衡。“兩岸同屬一中”的思想進一步明確了甚麼是一個中國、怎樣堅持一個中國，促使國共兩黨在此重大原則問題上真正實現了“對接”。兩岸關係中的“任督二脈”基本打通了。此後至今，兩岸先後恢復了兩會商談，兩岸直接三通基本實現，從總體上講都屬於這一“新戰略”的初步效應。
記者：胡錦濤六點意見中有一個全新的提法：“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的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這其中蘊含著甚麼新的內涵與意義？
李：你關注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意涵深遠的問題。這是對兩岸關係基本性質的定位與認識，既體現了我們在國家領土主權問題上的一貫立場，又反映出我們黨對兩岸關係本質和規律的認識已經大大深化。顯而易見，它首先是針對“台獨”勢力及其分裂活動的，因為“台獨”歷來鼓吹的就是“主權獨立”、“一邊一國”。但這遠不是事物的全部。上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及其遺留下來的政治對立是甚麼？這就是毛澤東主席當年所指的關於中國兩種前途的不同選擇。這種對立當年雙方是通過戰爭的方式加以解決的，但並沒有完全解決。此後至今六十年裡，兩岸在追求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分別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發展出不同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這期間，台灣曾創造出“四小龍”經濟起飛的奇跡，大陸則自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史無前例的進步與發展。正視這一政治對立和基本差異，其實就是回歸到兩岸關係的基本矛盾，即不同的發展方式以及發展程度之間的矛盾。毫無疑義，在21世紀的今天，解決延續至今的這種矛盾，祇能靠和平，靠發展。正確界定兩岸關係中這一基本矛盾，對現階段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就是使我們能夠比較清晰地區分兩岸間的統獨矛盾與不同的統一主張之間的矛盾，使雙方不再由於對一個中國問題上的某些分歧導致緊張與內耗，從而避免雙方的分歧為“台獨”勢力利用來升高兩岸對抗、惡化兩岸關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