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顯示，中國研究機構為2500家，專職研究人員3.5萬人，工作人員27萬人。其中，以政策研究為核心、直接或間接為政府服務的“智庫型”研究機構達到2000家。
而在新年初，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2008年全球智庫報告》稱，中國僅有74家被認可。
該項目的負責人、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詹姆斯。麥根坦言：“在中國獲得詳細的資料，確認中國智庫的地位並非易事。”
事實上確實如此，智囊機構參與決策的具體機制仍處於一種不透明狀態，甚或沒有形成成熟的機制。
智庫崛起之路
早在上世紀80年代，當時鄧小平等領導人不斷提出要實現“決策科學化”的口號，希望以此解決政策太過隨意的問題。
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央制定很多改革方案，開始在各部門大規模地搜集人才到中南海講課。素有中南海講師之稱的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就是其中一位。
“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致使國家在制定政策過程中，必須更多地聽取智庫的意見。”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茅於軾說。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明顯加強了在決策過程中對智囊機構的倚重程度，促進智囊機構在一定程度上成長起來。一大批人走出政府機關，創立研究機構。
僅上世紀90年代，林毅夫脫離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到北京大學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1993年，茅於軾和張曙光、盛洪離開中國社科院，創辦天則經濟研究所；樊綱成立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李凡從國外歸來後，注册了世界與中國研究所；1998年，溫元凱成立了自己的南洋林德咨詢顧問公司。
2003年，國家發改委將“十一五”規劃前期研究課題面向社會公開招標。這一做法一度引發了地方上的效仿。2004年1月，《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明確指出：“要使哲學社會科學界成為黨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
然而，直到2006年，中國智庫意識到被動，開始尋求自主發展道路。2006年11月和次年7月，首屆、第二屆智庫論壇分別在北京、上海召開，這兩次會議中，民間智庫則大量缺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