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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實合作已成爲中美關係主流 |
中美關係發展的新變化
與此同時，妨礙中美關係發展的結構性因素也在發生變化，中美戰略新平台的基礎更加穩固。
（一）中美安全合作的平台正從雙邊向多邊、從地區向全球、從傳統向非傳統領域全面拓展
上世紀80年代，隨著中美蘇戰略大三角的形成，揭開了中美開戰戰略安全合作的先河；90年代，隨著蘇聯解體，中美兩國戰略合作的基礎不復存在，中美關係進入戰略漂移期，摩擦與對抗時有發生。新世紀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中國實力的迅速上升，中美安全合作的基礎重新生成為迅速擴大。中美安全合作不僅在中國周邊的朝核等問題上，而且在伊朗、蘇丹達爾富爾、索馬里海域護航等一系列問題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展開。同時，隨著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大幅上升，國際安全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使中美合作的領域全面拓寬。在應對國際恐怖主義、自然災害、氣候變化、能源安全、流行性病、打擊跨國犯罪和毒品走私等眾多領域，中美兩國都存在共同利益，中美合作不僅是解決問題所必需，而且是利益共生的前提。中美關係對全球政治、經濟及安全議程的影響正在不斷擴大。
（二）中美經濟的相互依存度達到新的高度
中美兩國經貿合作日益深入，相互依存達到新的高度。雙邊貿易額由建交時的24.5億美元發展到2008年的3337.4億美元，30年間增長了136倍多，雙方已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到2008年底，美對華投資項目累計達5.6萬多家，實際累計投資近600億美元，是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來源之一。同時，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據美國對外關係學會的一份報告稱，截至2008年底中國的美元資產已達1.7萬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這足以說明，中國已成為美國巨額財政赤字的重大平衡者，同時也幫助維持了美國的低利率水平，無論對美國當前龐大的救市計劃，還是經濟的根本復甦，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另一方面，在當前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維持美元的國際地位同樣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一旦美元大幅貶值，中國的美元資產將大幅縮水。中美經貿關係成為名副其實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生關係。
與此同時，中美經濟相互依存的對稱性進一步加強。美國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柏格斯滕認為，如果美國要鼓勵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就應該給予中國真正的夥伴關係地位，分享全球經濟的領導地位，為此他提出了“G-2”構想，讓中國取代歐洲和日本充當美國管理全球經濟的頭號夥伴。哈佛大學的尼爾.弗格森教授提出，全球最大消費國美國與全球最大儲蓄國中國已經形成經濟共生關係，兩國應當組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即“Chimerica”。這些構想和建議脫離了中美兩國的政治現實。美國並不想要一個與之平起平坐的夥伴，中國更無管理世界的意圖和實力，但它們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地位的不斷上升，美國已難以妄言中國對美國的需要遠遠大於美國對中國的需要了，美國對中國的借重在加強，中美相互依存的對稱性顯著增強。
（三）中美互動的模式正悄然發生變化，正由美攻我守向互有攻守態勢轉變
中美互動的歷史曾長期表現為美國主動施壓，中國被動防守；美國玩弄議題，中國被動接受。克林頓時期，美國曾經利用人權問題，一浪高過一浪地向中國施壓；布什政府任內也不時利用所謂宗教問題向中方施壓。如今，伊拉克及關塔那摩監獄虐囚及美國內的“竊聽門”事件已使美國作為人權衛道士的形象大打折扣，美國公然利用人權問題向我挑釁的底氣已不復存在。在經濟領域，美曾反復炒作知識產權、人民幣匯率、中美貿易逆差等問題，不斷向中國施壓，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一定程度上成為美向我發力的平台。如今，金融危機使這一局面改觀，美國不得不放下身段聆聽中國關於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種種建議，並請求中國繼續購買美元債券。從本質上說，中美互動的過程，正從單向施壓向雙向學習的過程轉變，中國需要摸索和平崛起之道，美國需要學習權力和平轉移之法，雙方共同探索新世紀的大國交往之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