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和21日，《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先後數次撥通墨爾本電影節組委會的電話，試圖對電影節負責人理查德.穆爾和《愛的10個條件》製片人約翰.劉易斯進行採訪，但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推諉和拒絕。
20日，一名叫安吉拉的工作人員表示，在不提供私人信息的前提下將幫助我們聯繫理查德.穆爾。安吉拉在電話中告訴《國際先驅導報》，理查德.穆爾正在審片，但她會儘快幫助轉發郵件並敦促這一採訪得以順利進行。但是半個小時後，記者再次打通電話時，安吉拉的態度卻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她只是不斷重復理查德.穆爾很忙，“不方便接受採訪”。至於製片人約翰.劉易斯，更是在聽到“中國媒體”時斷然拒絕任何形式的對話。
第二天，墨爾本電影節組委會的警惕性明顯提高。在《國際先驅導報》記者不下10通電話的“轟炸”下，一個男工作人員明確表示，採訪要求不可能實現。
分裂分子借文化外衣上位
熱比婭舉起右手，看了一下天，說，“現在是晚上，我們穆斯林的規矩，晚上說的話和命相關。我以命發誓，互相殘殺的事情和人，我絕對永遠反對。”
這段於2005年拍攝於新疆某女子監獄的視頻曾在網際網路上廣為流傳。在赴美“保外就醫”前，穿著灰色囚服的熱比婭雖然講話不太利索，但意思很清楚，以命發誓不搞分裂。如今她走上的卻恰恰是製造分裂之路，同時還在用電影粉飾著所謂的“愛”。這一點，和十四世達賴的伎倆如出一轍。
過去十年，西方電影曾掀起一股“達賴熱”，帶著各種目的的導演們紛紛將達賴塑造成一個善良而無助的弱者、一個具有高度權威性的精神領袖。2006年美國出品的紀錄片《達賴喇嘛十問》和《達賴喇嘛復興之路》，都在“普世價值”中蘊含特殊的政治映射；1993年出品的美國故事片《小活佛》，借達賴幼年的生活赤裸裸地為“獨立”思想辯護；1997年的美國故事片《西藏七年》，則錯誤連篇地講述涉及西藏和平解放的內容。
值得一提的是，熱比婭出版的自傳《搏龍鬥士》一書，作序者正是達賴喇嘛。
針對熱比婭計劃在墨爾本電影節上博出位的舉動，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國際問題專家余萬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墨爾本電影節儘管不能代表澳大利亞政府的聲音，但也說明在西方社會長期存在敵視中國的力量，中國也應該針對這種所謂的民間標準發出自己的聲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