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25日電／澳門新華澳報今天發表富權的文章說，據報導，台灣政府高層昨日表示，新加坡兩周前派遣特使赴台晉見馬英九，面交今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的邀請函。今年的“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定於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在新加坡召開，今年“APEC”的主題是“持續成長，連結區域”。台灣相關官員說，“APEC”主辦國派遣特使向二十一個會員體發出邀請函是例行作法，新加坡政府的作法也是按照慣例。在十一月十四日會議召開前，新加坡特使還將二度訪問台灣，屆時將確定台灣特使人選。今年的特使人選不只是外界觀察兩岸關係的指標，也有強化台美高層互動的意涵；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台灣特使有機會與胡錦濤及美國總統奧巴馬互動。高層官員表示，“我們總是想往拉高層級的方向努力，但坦白說，連戰以卸任‘副元首’身分與會，現在要想再提升層級或找到身分與連戰相當的人士出任特使，有一定的難度”。另一名核心官員則表示，現在談馬英九屬意誰當特使出席“APEC”還太早，這個問題除了要掌握兩岸關係的微妙變化，還要看九月初“內閣”改組和十月馬英九兼任國民黨主席後的黨政實務運作，特使人選才會較為明朗，“去年不是也等到十月底才公佈特使人選嗎？”
本來，在今年七月二十六日馬英九以高票當選國民黨主席之時，新加坡《海峽時報》就引述觀察家的分析說，雖然因為政治上的分歧，馬英九和胡錦濤不可以地區領導人和國家元首的身分會面，但在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後，馬英九和胡錦濤可能會以政黨領導人的身分，在今年的新加坡“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會面。台灣各界尤其是國民黨方面，對在新加坡利用“CEPA”的機會實現“胡馬會”，似是頗有期待，因而對《海峽時報》的上述評議也就熱炒了幾天。但北京似乎是有較多的考慮，因而顯得頗為冷靜。比如，當有台灣記者在國台辦例行新聞發佈會上就著《海峽時報》的評議詢問“胡錦濤與馬英九在新加坡會見的可能性”時，國台辦發言人楊毅回答說：“我不了解你說的這個會議”。
其實，要說國台辦發言人不了解“APEC”，任誰也不會相信。因為在國台辦設立例行新聞發佈會機制，並設立發言人制度後，每年即將舉行“APEC”峰會之際，台灣方面派遣誰人出席“APEC”，就幾乎都成了新聞發佈會的主要話題。尤其是在陳水扁當政時期，陳水扁曾意圖由自己親自出馬參加在上海召開的“APEC”峰會，遭拒後他又在會議即將召開的最後關頭推出前“副總統”李元簇，尋求在台灣與會級別上的“突破”。對此，國台辦發言人都在新聞發佈會上施展唇槍舌劍。因此，每年“APEC”台灣的代表人選問題，應是國台辦發言人的“例行功課”，不但是記憶猶新，而且還深有體會，故楊毅的“我不了解你說的這個會議”，顯然是當時北京尚未考慮如何處理好這個問題。
此顯示，一方面，北京似是也有想促成胡錦濤、馬英九這兩位兩岸領導人以適當名義進行會面的問題。本來，由於政治上的因素，在兩岸進行政治談判、簽署和平協議之前，兩岸領導人根本不可能以行政職務相會，或可以黨領袖名義會面。但是馬英九在第一任有連任顧慮，擔心會遭民進黨攻擊“賣台”而流失大量選票，而不可能在二零一二年三月第十三任“總統”選舉之前“登陸”與胡錦濤作“世紀相會”。而在馬英九再次當選得以連任時，距離中共“十八大”、胡錦濤總書記職務任滿卸職的日子已不遠，再操作“胡馬會”已經來不及了。因此，相信北京也希望能在此前另行尋找適當的機會實現“胡馬會”。
但另一方面，如果選擇“APEC”作為會面機會，卻又存在很高的難度：其一、“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既然是“領袖會議”，那就確定必須是由各會員體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而由於一個中國的背景，台灣領導人是不能直接出席的。正因為如此，才會有由台灣領導人派遣與經濟有關的部長級官員代其出席的“西雅圖模式”。如果馬英九出席，等於是宣佈“西雅圖模式”作廢，事關重大。
其二、兩岸關係是一個中國架構下的內部事務，兩岸領導人會見也只能是在此架構下進行。而“APEC”是國際事務，“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也是國際場合。因此，是不適宜將屬於內部事務的“胡馬會”，提升到“國際事務”的層次的。
其三、由於台灣地區實行領導人全民直選，“政黨輪替”有可能會成為常態，不排除日後民進黨推出的候選人還有可能有機會在“總統”選舉中獲勝，民進黨再次執政。如果“APEC”峰會廢除“西雅圖模式”，日後倘民進黨再次執政，已經打開的缺口就難以再收回。
因此，對於記者們的問題，楊毅當時確實是難以回答，只能以模糊方式處理。試想，在七月間馬英九的聲望尚算還可以的時候，都對在新加坡“APEC”實行“胡馬會”有困難了，現在馬英九的聲望甚至是連任的希望都受到“八八水災”泥石流的嚴重沖擊，那就更需要審慎以對了。因此，即使是今年“APEC”峰會的東道主新加坡出於良好意有意促成“胡馬會”，但在台灣參與會議者的問題上，還是應當遵守“西雅圖模式”。當然，由於現在是承認“一中”原則的國民黨執政，而兩岸執政黨也奉行“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故可作零活處理，實行在“西雅圖模式”基礎上的“秘魯利馬模式”，即台灣代表的層級代表可以適當提高，但並非是現任官員，而是卸任官員。必要時，再次由曾以“副總統”身份訪問新加坡的連戰出征，在新加坡再次上演“胡連會”，不失為一個可行辦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