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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美國家的改革經驗值得中國借鑑 |
拉美改革進展對亞洲轉型國家改革的啟示
通過對南美改革的考察，給我最深的啟迪是，亞洲轉型國家 的改革，應努力尋求社會公正與經濟市場化之間的最佳均衡點。圍繞此，有以下四點啟示：
一，亞洲轉型國家在維護自己的社會制度下切實把握經濟改革的市場化取向
南美朋友提出，要 在市場化和社會公正“兩個雞蛋上跳舞”，是把經濟市場化作為兩個“立足點”之一的 。此次在拉美的考察，我再次看到計劃經濟體制在20世紀經歷的由生到長、由盛而衰的 “倒U 曲線”：在計劃經濟的鼎盛時期，南美有的國家曾經效法前蘇聯，一度實行過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但之後，計劃經濟體制明顯走向衰落。為什麼計劃經濟體制遭到如此“厄運”呢？這是與其本身存在的弊端聯在一起的。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相比，市場經濟有其自身的優越性，比如，它具有強大的激勵功能、信息傳導功能、促進生產要素流動的功能等。當然，市場經濟有其局限性，它難以解決外部不經濟問題，難以解決分配結果的不公平等等。
拉丁美洲國家的實踐表明，就整體而言，市場化改革的收益超過改革的成本，或者說改革的“淨收益”為正。這是我的基本判斷。以智利為例，本來經濟不夠發達，但為什麼在經濟方面發展到人均GDP一萬美元的水準？與其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有直接關係。無論是在所有制方面發展包括國有和非公有共存的混合經濟，還是在市場運行機制方面推動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轉（價格主要由市場決定），以及在對外經濟關係中實行自由貿易的經濟政策，等等，都是以實行市場經濟作為價值趨向的。
最近，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濟進入衰退，使得市場經濟理念受到新的質疑，甚至有朋友認為市場經濟體制已“陷於絕路”。世界金融危機的教訓是應該汲取的，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如何加強宏觀調節，如何進行市場監管，這都對市場經濟體制提出挑戰，世界應該運用新材料進行“反思”，但從實際看，市場經濟體制並未“陷於絕路”。當然，以市場經濟作為改革價值趨向，不能採用“激進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而應實行 “與社會公正相結合”的市場經濟模式。
市場化改革是亞洲轉型國家 經濟領域改革的基本路徑。以中國來說，改革開放以來，圍繞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先後曾提出過“五種構想”，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螺旋式上升過程，直到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才明確提出：中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按照 此戰略取向 ，在微觀經濟基礎、市場體系、政府管理、收入分配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推進改革。經過 30 年的努力，如今已經從一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轉變成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市場因素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在不少領域已經開始發揮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不僅中國，越南、老撾等國家也如此。 我在幾次赴越南交流的過程中瞭解到，越南將改革的目標模式稱做“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體制”，與中國所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質上是一致的。這一點當前特別具有意義。 在維護自己的社會制度下，中國、越南、老撾等亞洲轉型國家 應繼續把握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不應因國際金融危機而發生逆轉。
二，注重社會公平 協調各種利益關係
從理論上說，現代市場經濟要求地位平等、機會均等和實行等價交換的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是天生反特權的。但是，也要看到，即使按照平等的交換原則，由於每個參與分配的個體的能力和各方面情況不同，分配結果會造成不平等。前些年，拉丁美洲國家社會公平方面的矛盾和問題比較突出，帶來的社會影響也比較大，因此才逼迫他們尋求市場化改革與社會公平“雙線”之間的“均衡點”。 從在智利瞭解的情況看，他們在維護民眾的基本權利和減少貧困方面，特別是對處於弱勢地位的民眾傾斜方面，政策比較具體，工作也比較扎實。
近年來，亞洲轉型國家 在實際經濟生活中不同程度存在收入差別過大問題。2008年筆者第6次去越南考察時感到矛盾比較尖銳。中國也深受此問題困擾。從實際情況看，雖然GDP總量和人均GDP 增長速度很快，但是與人直接有關的“兩個比重”，即“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和“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則是下降趨勢。城鄉居民、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基尼係數擴大的趨勢尚未遏止。一部分利益受損者沒有得到相應的補償，還有一部分雖然既有受益也有受損，但對利益損失的“憂傷”超過對改革收益的“欣喜”，加之那些在財富分配上特殊既得利益集團的出現，使現實生活中的利益矛盾比較突出。
在此情況下，亞洲轉型國家 需推進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的改革，通過相應政策的制定和落實，緩解社會財富向某些方面不合理 “傾斜”問題，以切實改善收益的分配。同時，針對各自國家人民群眾對於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需求迅速上升與供給不足的矛盾，加強公共服務，盡最大可能保障國民從改革中得到實惠。這都是尋求市場化改革與社會公平“雙線均衡”的實際步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