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化”傾向明顯
劉坤通過網絡認識了一位安徽太和縣的女孩。他說，兩人戀愛關係確定後，會一起在上海發展，從來沒想以後會回農村老家長期生活。在上海，不僅有很多象劉坤這樣的從小在城市長大的城市新生代農民工，還有越來越多的在農村長大的農村新生代農民工，傾向於選擇在城市安家。
江蘇省農民工工作辦公室副主任曹炳泰說，在近期一項青少年農民工調查中，15%的青少年農民工表示，不管未來如何變化，一定要爭取留在城市發展，不願意再回到農村。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方式，不願再回到農村生活。該調查還顯示，25%的男性、35%的女性全年都沒有往家中寄過錢，這說明這些新生代農民工正在爭取從經濟上解放自己，希望用自己的勞動成果來過上城市生活，而不像老一代農民工那樣把大部分工資都寄往農村。
李中是一名在城市定居的農村新生代農民工典型。他來自安徽界首市田營鎮魏窑村。結婚前，他一直在上海的一家模具廠打工。2000年，他在家人的張羅下和同村女孩魏萍結婚。在村裡辦了婚宴後，夫妻兩人就一同來到了上海繼續打拼，李中在工廠上班，魏萍開了一家門面經營服裝生意，一般每年回家一次。2003年，兩人有了孩子，便把老家的父母接了過來，兩人回家的次數就更少了。
記者調查了解到，新生代農民工常年在外務工，與老一代農民工季節性、流動性較強的務工形式相比有所改變，表明農民工流動已經由改革開放之初的以在原籍務農為主、農閑時節外出務工的季節性流動，轉變為以外出務工為主、以務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全年性、多年性流動，乃至在流入地長期居住的形式，原來的以個體勞動力為單位的勞動力流動形式轉變為夫妻兩人同時外出甚至攜帶子女前往勞動力輸入地的形式。他們基本上脫離了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在現居住地穩定居住的持續時間逐年增加，返回戶籍地老家的次數減少，融入現居住地的趨勢比較明顯。這一系列現象表明越來越多地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舉家外出務工，“移民”化傾向漸趨明顯。
對城市公共服務渴求迫切
相對於第一代農民工以個體為單位的勞動力轉移，新生代農民工更多的是以戶為單位的轉移形式。這種“舉家遷移”的方式，決定了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對平等享有教育、醫療、就業落戶等方面的願望極為迫切。他們希望能得到更多尊重、公平對待、平等權益以及實現自我價值。
尤其是子女教育問題，更是這些新生代農民工的迫切渴求。魏萍告訴記者：“孩子一出生就在上海，現在已經6歲了，最頭疼上學問題。民工子弟學校教育質量差，但本地學校報名必須持房產證才行。最煩神的是高考，我們戶籍都在老家，難道還得回去上高中麼？我們兩口子都在上海，孩子一個人回去咋辦呢？必須得一個人放棄工作回老家陪讀。”說起孩子的教育問題，兩口子連連嘆氣，他們的收入雖然可以滿足在上海生活，但是要買一套房子，遠遠超出了他們承受的能力。
子女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的制度阻礙如果不能及時解決，將會倒逼新生代農民工返流。這種返流是城市化水平的倒退，不利於社會健康發展。一些農民工輸入地政府正在試圖破解這樣的難題。在教育方面，江蘇昆山市教育局規定只要能證明其父母在昆山有穩定工作、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均可進入政府制定的公辦學校就讀；在落戶方面，公安部門規定，在昆山購買80平方米以上的房產滿3年、連續繳納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3年以上或與企業簽訂有勞動合同的外來務工人員，均可在昆山市落戶。據了解，每年約有1萬名外來務工人員在昆山市落戶。
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民身份普遍不認同
雖然安徽老家也不愁吃穿，但24歲的袁豐琳仍選擇來到江蘇昆山市務工。談及外出務工的目的，她說，“我想趁現在年輕，出來跑跑，掙錢並不是惟一的目的，主要是可以見些世面，長長見識。”
記者日前調研了解到，專家調研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輸入地純粹的雇傭勞動力，產業工人特點鮮明，心理定位更趨向於產業工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