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來，美國的聲望有時也出現明顯下降，但通常都能恢復，因為美國模式仍然有很強的吸引力。一個標誌就是美國高等教育體系的持續吸引力，很多留學生最後都留在美國。在卡塔爾、新加坡和中國等地，美國大學被當作榜樣，並積極開設課程。
儘管如此，美國當前地位復甦的程度依地區不同而不同，美國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尤其重要。如果美國提供的全球和區域公共產品（比如經濟或軍事援助）減少了，美國在東亞的聲望將有所削弱，在歐洲則將削弱得更厲害。同樣，如果不斷擴大的美國預算赤字要求美國削減最近在非洲的援助計劃，這也可能破壞美國在非洲的聲望———而近些年來，在非洲的情況一直是積極的。
“黨派偏見止於水邊。”當時是這樣。今天，對於美國在世界上的聲望，派性觀點有了顯著分歧。對共和黨來說，聲望似乎讓人想起“決心”這種硬實力概念，傾向於信譽的一面。民主黨似乎更強調尊嚴的一面，比如“合法性”和“道德地位”。
這種黨派分歧在公眾對美國地位的看法中也很明顯。布什執政期間，黨派分歧明顯擴大。但是，對美國世界聲望的黨派分歧在布什任期引發爭議之前就存在。這種分歧自2008年中以來已經縮小，但並未消失，也不大可能會消失。原因在於，民主黨和共和黨對美國聲望的立場取決於哪個黨執政。比如，在克林頓時期，民主黨對美國聲望的滿意度比較高；鑒於現在是民主黨人入主白宮，民主黨對美國聲望的滿意度又開始上升。相反，共和黨在布什執政期間的滿意度較高，奧巴馬上台後開始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黨派分歧自冷戰結束後急劇擴大。對美國全球聲望的黨派分歧分攤到各個總統任期後表明，比爾.克林頓和喬治.布什時期，這種分歧創下新高。在艾森豪威爾、約翰遜和里根執政時期平均為18％的黨派分歧到克林頓和布什執政時擴大50％以上，達到28％。
但是，黨派分歧並非事情的全部。共和黨與民主黨都認為，美國的聲望自2002年至2009年不斷下降。布什的第一個任期，民主黨的不滿急劇上升；布什的第二個任期，共和黨的不滿急劇上升，或許因為對布什政府的能力越來越不信任。這種疑慮，無論在國內外，都很可能受布什增兵計劃後美國在伊拉克命運如何的影響。
總體說來，美國人當前對美國在國外的聲望很不滿意。自2002年以來，公眾對美國聲望的滿意度幾乎逐年下降，現在還不到高峰時的一半。公眾對世界其他國家如何看待美國的自信也遵循類似軌跡：“9.11”恐怖襲擊之前，75％的人認為美國擁有正面的國際形象；今天，這個數字僅為45％。
“聲望不重要。”大錯特錯。冷戰時期，美國認為，在蘇聯領導人和歐洲人眼裡，他們保護盟友、尤其是歐洲盟友的聲望是可信的，所以對此很緊張。正如林登.約翰遜 1965年初向馬丁.路德.金解釋的： “如果撤出（越南）……我想，德國人會怕得要死，以為我們對他們的承諾沒用了，天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會怎麼看待我們。”
布什主義在布什的第二個任期之所以修訂，一個原因是美國在國外的支持率下降———這涉及到信譽和尊嚴———使美國難以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東西。
當然，其他很多因素影響外交政策成功與否，我們不應該欺騙自己，以為聲望就是關鍵因素。此外，聲望決不能是美國外交政策背後的唯一考慮。在具體情況下，其他緊迫利益之間也會有不可避免的平衡；比如，美國或許需要採取行動避免迫在眉睫的威脅，這種行動可能在某些人當中損害美國的聲望。
然而，明確承認在決策過程中維持聲望的代價和益處是重要的。面臨壓力的決策者很容易只關注具體的、眼下的、有短期影響的問題。但是，正如企業領導人只關注季度利潤忽視企業長期健康一樣，美國領導人必須考慮這個國家的信譽和尊嚴。
美國的聲望影響著其他國家是否樂意提供“有利的判決”。此外，美國的信譽和尊嚴有助於塑造美國人的一體感和團結感。聲望很容易被忽視，但明智的決策者應當考慮其影響，有時即使要付出短期代價也要保護它。
聲望維護需要在不同崗位利用不同工具。聲望是一種微妙的現象，在地區與地區之間，外國精英和公眾之間、美國國內的黨派之間都有所不同。決策者必須注意這些具體區別。美國也必須注意權力與聲望之間的關係，通過有力的領導、協調其他國家、分擔代價提供公共產品。
提高聲望需要把行動擴展到公共外交以外。現在的問題不僅在於溝通，而且在於政策的執行。就像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最近說的：“每次我們沒能實踐我們的價值觀或沒有履行諾言，我們就越來越像敵人所說的傲慢的美國人。”
最後，我們需要有關美國聲望的更好的數據和分析。美國在國內支持定期的全國選舉調查，應該在調查中加入有關美國聲望的問題，同時還需要公共資金對其他指標（比如外國媒體分析）加以研究。
美國聲望的變化是複雜的，對於美國在全世界的信譽和尊嚴取決於什麼，有什麼影響，我們的理解是不完善的。但是，聲望對美國外交政策很重要，美國領導人必須關注這一點，否則將面臨真實世界的不利後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