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從1995年到2005年的短短10年間，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已經下降了43.1%；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國單位GDP能耗已在2005年基礎上累計降低13％，有望實現到2010年單位GDP能耗在2005年基礎上降低20％左右的目標——以上數據似乎更進一步佐證了比羅爾的樂觀預期。
但是，國內專家認為，過去的成功並不意味著中國實現最新制定的目標時也輕而易舉。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華看來，就目前中國的發展階段，資源結構，城市化進程，資金技術等方面來講，這個目標的確有點高。
首先是基礎的戰略儲備技術瓶頸。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鄒驥曾指出，中國的技術水準在低碳方面的戰略儲備技術等並沒有人們想像中那麼強，傳統技術大多屬高碳性質，有的需推倒重來。
而推倒重來勢必對地方經濟發展產生影響。國際非政府組織“綠色和平”曾在中國各地長期進行調研，“綠色和平中國”氣候與能源項目經理楊愛倫切實感受到深層次的問題。據她介紹，在過去幾年中，為了淘汰落後產能，中國關停了許多小火電機組。“這個有可能是當地發展支柱，那麼就會讓很多人失業。”
“在中國，高層的政治意願跟當地環境政策的落實常常脫鉤，”她坦言，“從技術難度和資金需求方面考慮，減排行動越往後將越難進行。”
隨著控排工作往後進行，勢必有越來越多的地方企業需要做出結構調整，做出讓步和妥協。如果沒有對地方資源進行良性再分配，很可能會引發地方群體性事件和其他社會動蕩。
迎難而上醞釀“鳳凰涅磐”
不過，既然決心已下，中國必然要迎難而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華指出，“此次中國自願提出的減排量化指標並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必盡義務，但為了不失信于國際社會，中國一定會竭力爭取按時完成它。”
如何推進控排進行，中國政府曾明確表示，要加強對節能、提高能效、潔凈煤、可再生能源、先進核能、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投入，加快建設以低碳為特徵的工業、建築和交通體系。在張海濱看來，減排實施首先在於地方企業的轉型。“我認為理想的狀態是通過宣傳教育讓他們自身有動力，而不是在後面抽鞭子。”
直接把地方政府的官帽與控排成果掛鉤也是切實可行的措施。兩年前，許多地方領導的績效考核就加上“碳排”這一項，這套被稱為“中國式的減排路線”的體系明確了減排的責任主體是地方政府，並且強調了要對完不成減排的官員進行問責。環保總局曾經對4個省區市發出過預警，地方政府很受震動。
“節能減排是中國改革三十年再出發的一個契機，”張海濱認為，“如果中國抓住這個機遇，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模式，那必將是鳳凰涅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