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政府和執政的國民黨並沒有一套可以和“反中主體性”對話的政策論述，因而令各方都不明白台灣和大陸交流、交往的目標與意義。
事實上，“反中主體性”論述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當代的國際視野。所謂當代是指後冷戰以來的世局變化，其中最嚴肅的兩大變局：一是非傳統的威脅取代傳統的威脅，另一是非線性國際關係取代線性國際關係。前者意謂著威脅的不確定性，因此簡單“反中”解決不了台灣的問題和困境，而民主也不必然帶給台灣真正的朋友；後者意謂著國際間相互關係的高度複雜化，國與國之間不存在簡單的敵友關係，也沒有簡單的利害關係，因此兩方或多方在一個領域的合作友好，可能在另一個領域存在著競爭，甚至是敵對的關係，但是彼此可以並存並行而不相悖。
後者意謂著“反中主體性”欠缺從國際視野來理解和佈局兩岸關係，從國際的視野來看，確實在上一世紀的國際間存在著歷史終結的樂觀氛圍，於是“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的論調甚囂塵上。然而新的世紀以來，福山教授的“歷史終結論”已經淪為被批判的對象，而紐約時報也為自己對香港“一國兩制”的誤判而認錯，國際間開始討論的是“中國崛起”“北京共識”的論調，特別在金融風暴之後，中國的國際政經角色，中國責任論等已經成為新的議題。所以“反中主體性”論述無法提供台灣的未來性，最終是沒有“主體性”的假論述。
從國際來看待兩岸關係時，國民黨更有責任提出“中國機會論”，作為建立台灣與大陸的“交往主體論”的基礎，所以“中國機會論”是一個相對中立的視野來看待大陸，“中國機會論”體現在各個方面：
首先在經濟面向表現為“中國市場論”，金融風暴以來，中國大陸開啟了自身從出口導向轉為擴大內需的成長調整，所以中國不僅僅是國際間，大家可以而且必需採購的賣方市場，同時以大陸當前的經濟實力，她也是最有能力進口的買方市場。台灣尋求最佳條件進入大陸市場，這是必要的、正常的，也是與世界同步的；台北進入大陸市場，不論作為買方或是賣方都不會也不可能損害到自己的“主體性”。
其次在政治面向表現為“中國特色論”，自從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共的政治改革已經明顯從行政改革，轉移到政治改革的層面，特別是有關民主的改革不論在理論層次，在操作層次，推擴層次都顯示出比以往更大的空間，當然她的民主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民主，但這不代表中國大陸沒有自己的可能性，台灣方面如果相信“民主和平論”的論點的話，面對大陸的中國特色民主改革，就必須抱持參與的態度，以便雙方有更多的共通性，從而穩定兩岸關係和平的政治基礎，這樣的參與本質上就是增加台北的“主體性”。
其三在國際面向表現為“中國崛起論”，特別是“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的提出，代表中國大陸的崛起，不僅僅是一般專家所強調的中國的硬實力，特別是中國發展道路所代表的軟實力。台北方面基於文化的同質性，以及長期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參與，故而對“中國模式”的內涵，應也具有發言詮釋的能力，則台北如果希望擴大自己的國際空間，借由對中國模式的論析，擴大與大陸的交流，拓展自身的國際空間，應該是展現“主體性”的方式之一。
綜合以上的論述，中國國民黨就可以向台灣民眾清楚地闡明自己的西進政策，正定建立在“交往主體論”的基礎之上，是有利於台灣的發展和壯大，是維護台海的和平，是可以永續經營，強大台灣的道路。
其次在此論述的基礎上，兩岸的政治接觸、對話正是強化、理性化“台灣主體性”的必由之途。因為中國國民黨的“主體性”論述，不是排他的，不是悲情的，是理智而且理性的；在與大陸的交往、交流之中呈現出台灣的價值和對大陸的意義，台海的貢獻，而兩岸的政治接觸、對話正是為了肯定“台灣主體性”的正面意義和主要功能。
當大陸也能認識和理解到中國國民黨的“台灣主體性”，是友好的、開放的，是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的論述與作為，則雙方的政治協商就具備了更大的政治互信，和良好的解決政治難題的氛圍。則不論是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兩岸和平框架協議的協商都有理性溝通的空間。
總之，兩岸的政治協商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具有不可代替的功能，北京當局從2009年以來就著力於兩岸初步的政治接觸，台灣方面則以先經後政，國際理解和人民共識三個前題，作為托詞；個人以為台北方面絕不能因此而消極等待，必須努力引導台灣的民意，積極建構兩岸政治接觸和對話的氣氛，主動說服國際理解，才能使國民黨對台灣的貢獻被肯定和彰顯。否則國民黨仍難解除某些台灣人民心中“外來政權”的陰影，則當前在兩岸關係的作為和努力，只要再出現政黨輪替，一切都將徒勞無功，不但對兩岸和平不利，對台灣也有害。
結 論
2009年的兩岸關係的發展，充分說明了兩岸關係靠片面施惠，模糊的“九二共識”所建構的和平穩定是脆弱的、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兩岸當局有必要認真思考將政治對話、協商的議題提上日程表，而且各自作出有意義的、積極的努力，以便兩岸的和平框架早日搭建，和平發展的穩定關係早日成為事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