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對象有淮北打工者、富錦糧農、重慶白領、沈陽工程學院老師和昆明企業主。他們普遍反映收入增加不多，但開支卻越來越大；對於未來的收入，他們各自提出了“企業好了，收入才能高”、“讓農民的腰包有個底兒”、“薪水漲幅太少了”、“希望工資改革更到位”和“盼給經營者減負擔”的希望。
在“曬工資”的基礎上，《人民日報》的這篇報道旗幟鮮明地指出，“真心期盼國家的有關政策更完善，大家的收入水平步步高”的願望。
第二篇文章見報於12月3日，正是參與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代表們到北京報到的前夜。報道在半個月前“曬工資”的基礎上，又將視角轉向不斷拉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記者採訪了福州的出租車司機、濟南某新能源公司的焊接工和廣州某醫藥公司的銷售員，而且報道的標題也做得通俗、實在：“幹得多，能掙得多嗎？”。其中，“收入來得不容易”、“大家工資都比我高”、“何時不再捉襟見肘”的小標題，均道出了普通勞動大眾的心聲。
配合該調查，《人民日報》當天還發表了《提高“勞動所得”勢在必行》的述評。述評引述廣西農民工朱孔孟的話說：“老板一年能賺幾百萬，我們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卻只能賺幾萬塊，而且兩年來也沒漲過工資。難道人和人之間的勞動差別就這麼大？”文章直指資本所得與勞動所得的巨大差距，並提出解決之道，即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工資改革為核心，提高勞動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通過以上回顧，我們已經發現，《人民日報》兩篇調查報道給出的是中國基層民眾收支狀況的素描，直觀而清晰；述評文章則指明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和重點，文章中採訪的專家——國家發改委社會所所長楊宜勇和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保障學院副院長鄭功成，都是中國當前權威的收入分配領域專家，前者還領銜參與了國務院關於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意見的起草工作。
鄭功成認為，這種利潤侵蝕工資、機器排擠勞動的現象，不利於縮小收入差距，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更不利於擴大消費、拉動內需——如果老百姓沒多少錢可以用來消費，出台再多的刺激政策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楊宜勇則指出，較之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社會收入轉移支付等財富再分配，初次分配無疑是收入分配公平的關鍵。如果這一環節出了問題，即使有後續的再分配調節，也很難矯正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