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85年9月，大光同志離開原地礦部領導崗位，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他退居二線後，戲稱“閑雲野鶴”，四處走動，實際上時刻關心改革開放、國計民生、黨風黨建大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大光同志晚年，憂國、憂民、憂黨之心從未稍息，而且目光犀利，洞察時弊，思如潮湧。這段時間，我同他在地礦工作方面的交往少了，卻從更大範圍、更深層次上感受到他特立獨行的倔强禀性。
大光同志對此後黨的歷屆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文件無不認真學習、研讀，並積極建言獻策，表現出一個老共產黨員對中央的負責精神和使命感。有的修改意見和建議，由於言詞激烈一點，原本共同起草的聯署人有顧慮，就改由大光同志單獨上報。
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7月中顧委常委擴大會後，大光同志響應會議主持者的號召，上書中顧委領導。其中針對當時的物價問題、經濟理論和政策認識混亂的問題、黨的生活中的“透明度”問題、黨的建設和黨風問題，痛切陳辭，直言不諱。特別在黨風問題上，歷數“人們談論的所謂‘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高級幹部的子女出國和工作安排問題、幹部的使用問題、黨的高層領導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直指社會風氣存在的嚴重問題。這三四千言，可以說是一位積54年黨齡的共產黨員，用赤膽忠心凝聚成的字字珠璣，給人以很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從他“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忠藎之言，難免逆耳。心所謂危，不敢諱飾，黨性猶存，豈能為個人之苟安計”的心聲和最後引用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尾語“我說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靈魂”作為結束，不難看出一個黨的高級幹部愛黨、憂黨的純潔黨性和坦蕩情懷，是彌足珍貴的。
1990年8月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的小組會上，大光同志作了“關於社會主義若干問題的思考”的發言，其中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涉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計劃與市場如何結合、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如何縮小城鄉差別、如何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端正黨風要動真，在當前的政治與經濟形勢方面涉及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關係等諸多問題，內容豐富，鞭辟入裡，在會上有很大反響。
大光同志踐行“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準則，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一次會議上公開提出複查劉少奇冤案的第一人。他能言人之不敢言，既源於他大半生的政治閱歷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更發自他與黨肝膽相照的浩然之氣。“心底無私天地寬”，才能仗義執言，無所畏懼，不計其餘。
1986年秋天，大光同志看到故鄉教育設施仍十分落後，毅然將他後半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畫捐獻給安徽省博物館和地方教育事業，以補學濟困。這體現了一名共產黨員的徹底革命和無私奉獻精神。
大光同志年逾古稀後，率先並領銜給黨中央提出“關於取消向遺體告別儀式的建議”：逝世後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將自己的遺體捐獻給國家的醫學研究事業。這一建議在黨內外引起廣泛、深刻的反響。他和一批老同志共同認為，“紀念逝者，發一紙訃告，在報刊上介紹生平，或發表悼念文章回顧其功績”，同樣可以“寄托我們的哀思”，而無需許多生者形式主義地“勞民傷財”。這項移風易俗、喪事簡辦的倡議和個人做最後一次貢獻的“堅決要求”，滲透出一個徹底唯物主義者的高風亮節，並在大光同志身後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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