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鐵遲遲不開工的諸多爭議固然告訴我們，對於極度注重私有財產保護的香港來說，如何協調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對於法治發展已經較為成熟的香港來說，如何平衡決策的民主和發展的效率，對於市民社會逐步成型的香港來說，如何兼顧專業化的行政管理與大眾化的公民參與，仍是有重大價值的新課題。
香港高鐵建設決策效率低、補償代價高，有人把原因歸結為政府不夠“強勢”。可不是嘛，如果政府“強勢”一點，哪會拖這麼久！由於預算、撥款幾乎不會受到民意代表的挑戰，在與公民權利博弈的過程中占盡法律、政策、行政、專業、輿論等方面的優勢，推動一項重大工程的上馬開工，自然是手到擒來。但我們有沒有反思過，這樣辦“大事”往往以犧牲升鬥小民的權益為代價？如果這“大事”僥幸辦對了，還可說犧牲你一個幸福多數人；但如果事後證明這“大事”自打一開始就不該辦或者不該那麼辦，又該誰來承擔決策失誤的責任？那些為“大事”做出犧牲的人，又該到哪尋求救濟和補償呢？
就事論事，在一個不是只有一個聲音的地方，對政府的施政也好，對大型工程的上馬也好，因為不同利益團體和民間組織的存在，所有的弱勢群體都有機會發出聲音，表明態度，而不至於在無聲無息中被損害權益，本身就是文明和進步。因此，我們可不能光把香港的“議而不決”和“決策低效”當成笑話看，看完之後還對自己的“高效”和“速度”沾沾自喜，把過去所有的“教訓”都拋到了腦後。
有時候，速度過於快不一定是好事，速度慢一些則未嘗就是壞事。以舉國之力雷厲風行當然痛快，但很可能留下巨大隱患，讓子孫後代來承擔成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