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地，日本民主黨在近來重新強調日美同盟關係的重要性，事實上，應該歸結於在過去一段時間內過於強調對華關係的重要性。可以說，這是某種策略性的回歸與調整。日本岡田外相，對此有著清晰的闡述。其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針對中美日三邊關係就明確表示：“美國方面有觀點認為，日本正在討好中國，疏遠自己與美國的關係。這好像是三個人在競爭戀愛關係。我認為這樣看問題是徒勞的。這不是選擇一個而放棄另一個的問題。中國對日本和美國都很重要，尤其是它的經濟。但其政治體制不同，因此從根本上說它不是一個盟友。”現時下，日本的民主黨政府更願意保持的是對中國、美國的平衡外交關係。在中美之間，日本顯然不需要，也不願意選邊站。這或許就是小澤一郎所強調“中美日等邊三角關係”的一種解釋。
除了印度與日本近來在自主性的趨勢越發明顯外，筆者以為，美國的亞洲存在，對中國所構成的挑戰，更多的是外部的挑戰。而中國在亞洲面臨的挑戰，實際上更多地來自中國自身。一方面是中國的對外關係上，比如只能算“不錯”而不能算“出色”的睦鄰關係；比如，對於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提升，中國內部也有喜歡用懷有敵意與猜忌印度是否正在配合美國對中國形成包圍燕遏制中國崛起的言論。而這種心態與言論，與當前中印“不正常”且令人困惑的關係是否有直接的關係，顯然值得我們深思。
同時，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在中國社會結構愈發多元化，利益多元化，思想多元化，言論多元化的現實面前，如何轉變自身的治理模式，如何改革自身的制度，以更好地適應時代的變化、社會的變化以及公民的訴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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