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一段雙方互相隔絕的歷史，中印雙方從業人員都十分惋惜。董效壁是1953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國際書店，長期從事亞洲出口工作的老職工，一直到1988年退休，他親身經歷了中國與印度關係破裂時的艱難歷程。他在1988年的回憶文章中寫到：“在初創期除了少數資商外，我們的出版物主要依靠各國共產黨主辦的書店來發行，在巴基斯坦、斯裡蘭卡和印度都是通過各國黨辦書店PPH（People’e Publishing House）人民出版社來發行我國書刊的。印度的人民出版社多達九家，它們分布在西起孟買東到加爾各答，北自阿姆利則南至班加羅爾、馬德拉斯，各大城市無不設有該城市的分支店，社會基礎好，發行能力強，為我國出版物在該國的發行起過重要作用。在形勢動蕩的情況下，這些同業先後與我們中斷往來。印度政府更明令禁止我國書刊進口，使我國出版物對印度出口一落千丈。”
在印度方面，曾經親身經歷中印文化交流相互隔絕20多年的印度新書中心職員斯瓦奔.幕克霍帕德裡亞（Swapan Mukhopadhyay）在1988年也深有感觸地寫道：“中國現在正實行開放政策以及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在熟練的處理當前矛盾方面不受舊體制的束縛，而是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更注重生動的實踐。這一點我們通過國圖公司現在發行的書刊中得到了解，並在討論中加深了認識。我們之間的合作是同歷史和未來緊密相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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