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戰、二戰、冷戰一直持續到冷戰後，美國都把自己美化為全球的道德家。進入20世紀以後，美國一直把自己定位為以“領導現代世界政治文明為天職”，從威爾遜的和平計劃，到杜魯門的保衛民主，一直到奧巴馬入主白宮以來的“3D”外交：民主外交、全球發展和共同防禦，都顯示出其“天定命運觀”。然而，美國的這些意識形態在越南戰爭中栽了跟頭，在伊拉克戰場陷入危機，在21世紀遭遇恐怖主義集中襲擊。美國人高估了自己的所謂“普世價值”，更低估了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捍衛民族價值和權利的堅強意志。尤其是在很多情況下，美國式的意識形態可能會成為美國政治家論證外交政策正當性的道義憑據，至於其在具體對外政策制定上的考慮是什麼，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也許正如現實主義政治家布熱津斯基博士在《大失敗與大混亂》中所說過的那樣：美國成不了全球警察，也當不成全球銀行家，甚至連全球道德家也做不成。因為第一類需要名正言順的合法性；第二類的根基是擁有償債能力；而第三類則需自身清白。除非美國能夠放棄自己意識形態深處的那種不平等的“天定命運觀”、“好為人師觀”和“美國例外論”，真正通過加深國際之間的交流，用歷史的事實法則在思想意識深處“除魅”，用充滿平等的眼光了解其他民族的真實面貌和思想信念體系，用事實的公正反對思想意識中的狹隘，否則，美國將免不了約瑟夫.奈所警告的那樣，美國無法擺脫“強權的悖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