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短視中，大學的學術研究有鮮明風格的已經越來越少了。王彬彬《當代文藝中的“階級情”與“骨肉情”》分析了“紅色經典”的“階級情”與“骨肉情”的衝突與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內在結構，也探討了歷史語境與文本的關係，在一個新的層面上闡釋了“話語”與“權力”的關係。王堯《“關聯研究”與當代文學史論述》對“兩個三十年”的比較，顛覆了我們所熟悉的一些結論，他的研究以史料見長，本文亦有這樣的特點。但我覺得他這些年來一直強調的“關聯性”研究，對當代文學史的複雜性的探討，或許更具方法的價值。
對“近三十年文學”的命名，打破了文學分期的局限，從2008年開始，這方面的論文增多。程光煒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當代文學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編的《八十年代研究叢書》，集中了他本人和學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當引起關注。他的《歷史回叙、文學想象與“當事人”身份》，讀查建英編《八十年代訪談錄》，由點帶面，討論了如何認識“80年代”的問題，其方法與結論都拓展了20世紀80年代文學與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間。黃發有《人化審美到物化審美》，採用樸素、動態、開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國文學”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與審美考察中，對近三十年文學的價值選擇、審美邏輯的內在演變進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與整體性透視，頗具啟發性。何言宏《“正典結構”的精神質詢》，重讀靳凡《公開的情書》和禮平《晚霞消失的時候》，質疑文學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結構”，提出了如何將近三十年文學“經典化”的問題。
此類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對近三十年文學批評的回顧中。陳思和《藝術批評.新方法論.學院批評》，是他為《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學理論卷》所作導言的第三部分，著重回顧了作家作品論的發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學院派的批評並不意味著要脫離社會現實，脫離文壇話語，把自己當作與世隔絕的怪物，文學批評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學實踐，介入社會進步，所以，即使是學院派的批評也不應該躲在學院裡萎縮自己的學術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脫離實際，對社會不發生實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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