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海外，無論是寫作《漂流手記》十卷，還是寫作《紅樓四書》（《紅樓夢悟》、《共悟紅樓》、《紅樓人30種解讀》、《紅樓哲學筆記》），首先確實是生命的需要：不講述就不暢快，就沒有明天。這之外的第二目的是想說明：中國有一部名為《紅樓夢》的偉大小說。是人類精神水準、審美水準的坐標，它與荷馬史詩、希臘悲劇、但丁《神曲》、莎士比亞《哈姆雷特》、歌德《浮士德》、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瑪佐夫兄弟》等經典極品一樣，可以標誌人類文學的最高水平。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必須緊緊抓住並細讀《紅樓夢》文本，闡釋其精神內涵與審美形式，把《紅樓夢》研究從考古學、歷史學、政治意識形態學那裡拉回到文學，此項工作可稱作“文學歸位”。
六百則悟語 明心見性
此外，在精神價值領域中，我一直覺得文學體現廣度，歷史體現深度，而哲學則體現高度。因此，我又進入哲學，在哲學的制度高點上現照《紅樓夢》，以更好地把握《紅樓夢》的精神內涵。以往雖然也有學者觸及《紅樓夢》的某些哲學內容，但還未能從哲學高度上把握《紅樓夢》的精神整體與精神之核。因為具有哲學視角，我便發現《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意象性心學，與王陽明的心學相通相似，但王的心學是論述性心學，而《紅樓夢》則是形象性心學，形態完全不同。王陽明是哲學家的哲學，曹雪芹是藝術家的哲學。後者是類似鹽化入水中而化入小說中的哲學。
為了把《紅樓夢》研究的重心從考古學、歷史學和政治意識形態學拉回文學與哲學，我借助禪宗，打破了“法執”，即打破研究方法上的已有格式，用悟證取代考證、實證與論證，淡化邏輯“法門”，強化直覺、直觀的方式，用莊子（直覺）代替惠施（邏輯）。這樣，在方法上首先贏得了一種解放，避免陷入封閉的概念系統中。在《紅樓四書》中，我寫了類似我國詩話、詞話的六百則悟語（《紅樓夢悟》中三百則，《紅樓哲學筆記》中也有三百則）。這些悟語，明心見性，沒有思辯過程，但力求擊中要害，也力求每則都有文眼文心，不落入空談。寫作悟語時，我常常處於“極樂”狀態。“極樂”是莊子使用的概念，這是形而上快樂──抵達某種精神高度或深度之後的快樂，不是世俗之樂。這種快樂類似佛教所說的“佛喜”。佛喜、道喜、形而上感悟之喜，都是有所發現的快樂。有了“極樂”，生命狀態就大不相同，連吃飯睡覺走路，感覺也不同。
《紅樓夢》啟迪破迷“執”去年，國內《書屋》雜誌發表了朱愛君博士（美國新新大學助理教授）對我的訪談錄。其中有一段關於《紅樓夢》的答問，香港和海外的讀者可能還沒有讀到，我抄錄一段，以呼應上邊的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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