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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找到黛莉（左）令趙瑜喜出望外 |
記者：我看到一些讀者的反應，認為找到黛莉後寫得不夠多，不夠過癮，這是為什麼呢？
趙瑜：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老太太年近90，讓她回憶太多也難，回憶也是痛苦的事。而且寫她的時候很少歡樂，所以應該延續前面節制的風格，點到為止，而且到後面展開一個很大的人物故事，從比重上也不太均衡。黛莉後來的命運，很多人其實也可以聯想得到，所以也留下一定的空白。
記者：您書里沒有提到，後來那麼長的時間黛莉和巴金為什麼不再聯繫了呢？她怎麼看後來的巴金呢？
趙瑜：她主動講過，後來她也看過很多有關巴金的作品，包括巴金夫人蕭珊寫的回憶錄。沒有再跟巴金聯繫的原因，是因為抗戰開始以後，她實在沒辦法解釋清楚自己複雜的家庭背景。
■對巴金那代知識分子，對革命和歷史的認識和反思，才是目的所在
記者：我看這本書的感覺，它像一棵樹，主幹雖然是尋找黛莉，卻生出很多旁的枝節，涉獵到歷史與人的命運的很多方面，巴金與黛莉之間的故事倒不重要了，採用這種寫法有什麼考慮嗎？
趙瑜：實際上，單獨發表巴金七封信是一種寫法，單獨寫黛莉的故事也是寫法，但現在的寫法在作品升華和反思的意義上更大。難道寫巴金與黛莉之間的通信僅僅是獵奇嗎？如果僅僅是尋找黛莉的主幹，就不夠豐富和多元，也缺乏我個人的認識和情感。所以必然有旁支，當然這個旁支要適度，還要有非虛構文學的基本框架。作家的主體意識確立在作品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書中我就想提土改，想關照二三十年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里面小閑話挺多，貌似偏離主幹，但卻使得這個故事更有意義，把正面的寫作變成反思。
記者：確實在作品中能看到您的反思意圖，比如從巴金的信里引申到二三十年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看到老一輩文學家對信仰的堅持，以及他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這種信仰和責任感和文學的關係，還有從巴金對待黛莉這樣一位讀者的態度等等，其實您想討論的是一個真正的文學家應該是什麼樣的問題，反照是當下作家所缺乏的基本素養，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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