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和傳播學上的“選擇性機制”不謀而合：人們總是選擇性接觸、傳播、理解、記憶與自己的既有認知、立場相吻合的信息。英國文化學者Stuart Hall的研究結論與此相同。美國社會心理學家D. McGregor進一步發現，在沒有客觀證據引導的情況下，大多數人是根據其主觀偏好來預測的。
除了主觀因素外，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因素也程度不同地制約著新聞媒體。“局內人”都清楚，每天都有數不清的“大人物”試圖影響新聞媒體。西方某大國的政治顧問們甚至自負地宣稱，新聞媒體總逃脫不了被玩弄於鼓掌之中的命運。在現代政治傳播中，普通公民要形成自己的獨立認知何等艱難！
在當今社會，新聞媒體竟被某些精英階層作為國際博弈的工具；和平時期的國際傳播越來越像戰時的輿論對抗。
由於主觀和客觀的原因，自由媒體未必都負責任。自由媒體不負責任的報道常常加深文化間的隔閡、擴大民族間的鴻溝。今天，每當國際衝突加劇時，絕大多數新聞媒體都會自覺地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毫不遲疑地尋找甚至製造借口指責對方。
其實，即使沒有國家利益衝突，文化差異也往往成為國際傳播的巨大障礙。2009年12月初，西方某主流報紙對中國國家領導的講演語言大加質疑。該文甚至引用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杜撰的名句“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這家西方大報用西方的價值標準來衡量，其蠻橫自大讓人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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