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6日電／《澳大利亞人報》日前刊文說，西方自由主義者曾經普遍樂觀，中國的崛起在戰略上是良性的，對境況不佳的全球經濟有利，然而這種樂觀卻正讓位於一種痛苦的焦慮：一個強大的中國對世界並非那麼好。
短短幾個月，人們感到北京在從氣候變化、谷歌、美國對台售武和澳籍商人胡士泰等問題上出現新的“過度自信”，中國的形象因此受損。這種感覺在澳大利亞尤其劇烈，因為人們越來越擔心，中國對胡士泰的處理預示著雙邊關係會更困難。
澳大利亞在現代歷史上首次面對一個強大自信的中國。歷史的雙眸一眨，中國便從威脅成為夥伴、我們最重要的夥伴和國際學生來源地。雙邊貿易發展迅猛。然而，澳大利亞人，甚至商界人士和政治精英，對這場歷史變革的全面影響了解甚少。很多人意識到，中國是我們采礦業繁榮的主要推動力，很少有人了解中國帶來的更大挑戰。雖然中國不大可能成功向澳大利亞輸出發展模式或者強加價值觀，但一種微妙的影響過程正在發生，商界領袖和政府官員對北京的關注點變得更願意傾聽和敏感。
顯然，如果我們不喜歡中國的政治或政策卻指手畫腳，這極不明智，因為中國是世界強國和貿易夥伴，這很可能損害互惠關係。把政治與經濟和戰略問題區別開很難，因此貿易或者人權爭端一旦失控，會很快影響整個雙邊關係，這種擔心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澳政府對胡士泰案的謹慎反應。
不過，更讓人不理解的是，政府不願發起對澳中關係全面影響的熱烈辯論，也不願意在我們在中國的外交和貿易代表問題上投資。辯論應該明晰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在不犧牲行動獨立的基礎上適應中國的利益。
澳大利亞是否注定要從愜意於盎格魯勢力範圍轉到21世紀一個新的儒家勢力範圍（其中中國是繼英國和美國之後的第三種特別關係）？如果是這樣，影響會如何？如果北京決定不再輸送帶給澳大利亞大學數百億學費的留學生，我們遭受的經濟損害又是什麼？
我們的外交政策、防務和貿易機構需要開始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也要從戰略上考慮本世紀更能決定我們繁榮和國家安全的國度。進行全民中國大討論的一個結果應該是能清楚表達我們對澳中關係期待以及理解中國需求的中國戰略。這種戰略的目標應該是最大化兩國的利益，同時確保兩國都了解共同利益多但共同價值少為基礎的夥伴關係的局限性。
最後，我們需要更多了解中國的澳大利亞大眾，改善澳大利亞對中國和亞洲研究的糟糕態勢。如果不這樣做，我們的對華關係有可能被誤解和疏忽嚴重傷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