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廣場協議”日元兌美元被迫進一步升值之後，這種情況進一步惡化。此後到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前，日本工人工資的年增長率劇降至3.1%，僅為1961-1984 年間增速10.9%的1/3不到，為1961-1976年間13.5%的1/4不到，其間增速最快的年份（1990年）也僅為3.7%，最低的年份只有2.2%，創下1953年以來的最低增速。匯率對產品售價所造成的巨大壓力，已令企業無力像以前匯率穩定時期那樣繼續快速提高工人工資了。自然，1990年後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日本工人工資已徹底沒有了顯著提升的希望。在某種意義上說，工資提升速度的緩慢，使得進入老齡化這樣一個有利於提升消費的階段之後，日本依然無法顯著提高消費、最終不得不陷入通縮的重要原因。
綜合以上情況，我們已經不難看到，日元匯率兌美元的升值，在超出一定幅度之後，為了能夠生存，直接損害了企業對國內工人報酬的提升能力。在通常的人們看來，那時日本的商品早已縱橫四海，無敵天下，但就是這樣，其被迫進行的匯率過度升值，也最終結出了此類“反消費、反結構優化”的惡化，其教訓不能不令我們對再度升值保持謹慎。
基於以上教訓，我個人認為，對於此次匯改重啟，應當將著力點放在擴大波幅、培育匯率避嫌市場、完善匯率形成機制上，而非此前那種單純應對國際壓力而偏重的“升值幅度”上，為人民幣完全自由浮動和國際化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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