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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本栖會談”的兩岸專家學者合影 |
由“一中原則”到“一中框架”
針對這一點,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許世銓指出:大陸方面認為“一中各表”的提法並不準確,要用低調處理的方式,盡量迴避。當時兩岸之間為了進行事務性協商,不得不“求同存異”。將來兩岸要向前一步,進行政治談判,必須改用“一中同表”,“一中同表”才是“兩岸和平發展的根基”。至於要如何“同表”,完全可以討論。大陸也注意到台灣對“一中原則”的態度,現在盡量少提“一中原則”,多用“一中框架”,希望找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共同基礎。
余克禮所長指出:兩蔣時代,言必稱統一,反台獨的態度十分堅決,大陸也不講什麼“一中原則”。“一中各表”因為曾經被李登輝表述成“兩國論”,後來民進黨又利用它往分裂的道路上走,所以大陸不能接受,而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十二年來,台獨勢力已經很成功地將“一中原則”汙名化,其實大陸的態度很簡單,只要台灣認同“我是中國人”就行了。
針對這一點,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李義虎進一步表示:大陸對於“一中”的表述方式其實已經經歷了三種變化。以前大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台灣的反應卻是“一中不表”;後來大陸改“一個中國內涵”,台灣主張“一中各表”;現在大陸講的是“一個中國框架”,台灣方面則有人主張“一中同表”或“一中共表”。他認為:這是一種好的發展,其實最好的說法是“一中原表”,“原本表述”,把兩岸關係的真相講清楚,讓雙方可以獲得共識,對兩岸和平發展有正面的貢獻。
台灣南部民眾的擔心
高育仁董事長根據他當年參加國統會的經驗指出:當時國統會原始文件對於“一個中國涵義”的說法,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雙方所認識的‘一個中國涵義’有所不同。因為從1972年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所以大陸主張: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南部人民最擔心的其實就是這一點,十八年來,大陸是不是仍然堅持這個立場?
余克禮所長表示:從1992年至今,整個情勢已經有很大的改變。2000年,副總理錢其琛提出“一中新三段論”,強調“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但並沒有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只要台灣接受“一個中國”,將來國號、國旗、國歌都可以談。高董事長的提問說出了台灣老百姓的感受,有利於兩岸的相互理解。
“一中同表”的動力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雲漢在作第二場討論的引言報告時指出:1992年台灣所主張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起碼可以讓兩岸達到進行事務性協商的目的。將來兩岸如果要進行政治協商,當然要改成“一中同表”,否則雙方沒有共識,一定談不成。然而,從李登輝、陳水扁執政以來,不論是國際或台灣內部的形勢都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台灣主體論述”變成主流,李登輝、民進黨、和國民黨的交集,只剩下“中華民國”,二次政黨輪替之後,國民黨也盡量淡化並迴避“一中”議題。今天要談“一中同表”,最重要的關鍵性問題是:動力要從何而來?
他認為:將來兩岸必須先作學術、文化方面的“大交流”,在各種專業、社群間進行“大合作”,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提出關於兩岸未來的“大願景”、“大論述”和“大主張”。在他看來,今天台灣內部的根本危機是西方中心的普世論述盛行,不能客觀、公正地看待“台灣經驗”和“中國模式”,將來兩岸的社會菁英必須共同參與,共同反思兩岸的歷史發展經驗,才能真正的“去殖民化”,開創出廿一世紀中華民族的新格局。
“讓台灣人以當中國人為榮”
旺報社長黃清龍表示:從1949年之後,到大陸文化大革命搞“批孔揚秦”,台灣曾經在國際上代表中國,1971年PRC取代ROC在聯合國的席位之後,“中華民國”開始面臨正當性危機,現在台灣有愈來愈多的年輕人認同ROT,而不認同ROC。在兩岸中國人缺乏共同記憶的情況下,大陸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不僅是如何對待“中華民國”,而且是“如何讓台灣人以當中國人為榮”?
佛光大學文學系主任謝大寧舉了許多例子指出:目前國民黨對於“一中”問題,是採取“模糊處理”的方式,結果是面臨“無限後退”的危機。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執行長彭壽山認為:國民黨面臨選舉的壓力,有“不得不然”的苦境。希望台灣和大陸都能夠用“抽離、超越、照應”的態度,站在對方立場,為對方設想。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林建甫從經濟學的角度指出:雖然兩岸有共同的文化根源,但台灣人民對於未來“兩岸和平發展”的願景卻沒有什麼認識。也很少人知道什麼叫“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他認為“讓利不如創造共同利益”,唯有“向前看”,才能解決台灣人民的認同問題。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邵宗海,則根據他多年研究大陸問題的經驗指出,近年來,大陸對待“中華民國”的方式,確實已經有很大的變化。早期大陸的出版品幾乎不可能出現“中華民國”四個字,現在大陸的媒體已經不再避諱提出“中華民國”。尤其是在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提到“胡六點”之後,“中華民國”在大陸媒體的出現頻率,幾乎可以用“雨後春筍”來加以描述。因此,他認為:統一前兩岸特殊的政治關係,應當回到1949年之前,“一中原表”,才能解決上個世紀遺留下來的政治對立問題。
共用“中國”的主權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黃嘉樹指出:“一中”是兩岸“認同之本”,兩岸要進行政治對話,必須嚴肅以對,思考如何“共表一中”,不可無限後退。目前兩岸的現況可以說是“一中兩區”,也可以說是“一中兩治”;也就是在“一個中國”的領土上,存在著兩個“互不隸屬的法政系統”,這兩個系統“在法理上互不承認,在現實中卻互不否認”。將來經過雙方政治協商之後,“中國”的主權可以由兩岸人民所共用;至於“治權”,雙方六十年來都沒有共識,雙方都有自己的憲法主張,也都宣稱自己是“一國一府”的中央政府。對於這個問題,只能尊重雙方彼此的差異,暫時“擱置爭議”。所謂“主權共用”,最重要的是如何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可以透過政府協商,找出解決的方法。
北京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所長饒戈平認為:將來台灣的國際參與,必須從國際法來加以定位,雙方都不能自說自話。目前國際法上有所謂“一個國家原則”,即一個國家被國際上所接受的合法代表只有一個;也有所謂“有效統治原則”,必須包含政府、領土、人民、和對外獨立的主權地位。從西方數百年國際法的語境來看,中國的合法代表者,應當是在大陸這一邊。
針對這一點,前駐教廷大使及“總統府”副祕書長戴瑞明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說:目前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雖然只有23個,但是從“有效統治原則來看”,它也有政府、領土、人民、以及對外獨立的主權地位,這是客觀的現實,必須加以正視。台灣在二次政黨輪替之後,執政黨採取“外交休兵”的政策,在國際關係上不再搞“金錢外交”,也不再跟中共互挖牆角,可是在非政府組織(NGO)的參與卻更加困難。在“主權共用”的原則下,該如何解決這樣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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