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在清華召開的一次中美比較文學會議之餘，我作為東道主陪同耶魯大學的客人去北京昌平的八達嶺長城，切身感受到兩種視角的差異與張力。同一個長城，同樣引起參觀者的極大興趣，但在不同文化身份的登山人心目中，其興奮點和聯想方式卻是截然不同的。從中原文明的立場看，萬里長城是農業文明傳統抵禦塞外游牧文明的偉大象徵。而西方文化身份的外部視角卻能將長城視為一個東方古國自我封閉和阻隔文化傳播的符號物。事後思索這種感受和觀念的差異，大體上取決於身份的差異。或許是由於西方文明的主體印歐語系民族本來就發源於歐亞大陸上的游牧文化吧。
學習開啟西方文明的第一部偉大作品《荷馬史詩》，其基本題材就是希臘武士如何勇於背井離鄉，跨越海洋的阻隔到異國他鄉去作戰。一般讀者肯定不會留意，就連史詩中描寫的古希臘人養豬的方式都和農業社會的“圈養”不同，是放牧式的，故有“牧豬人”這樣的分工。對於定居的農業文明而言，其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和特定地域的土地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其所培育出的主流價值觀自然傾向於“父母在，不遠游”的信條，將附著於特定土地的家園家鄉意識作為文化認同的天經地義基礎。孔子所憂慮的“披發左衽”之文化屈辱;屈原所歌唱的“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心態，都是我們這個以農業為主的華夏文明之內部視角的生動表達。但是游牧文明作為馬背上的文明傳統，其最大特征是機動性和遠距離遷徙的能力，以及必然與此相關的准軍事化社會組織形式和攻城拔寨的衝擊力。
一部中國史，就是定居農業文明與機動性的游牧文明長期互動與融合的歷史。單一的內部視角和外部視角都難免以偏概全的局限性。如何重新學習用世界眼光及文化互動的邊緣視角來審視中華文化，將成為我們在一個知識全球化的新時代之必修課。
當上個世紀70年代秦始皇兵馬俑的考古發現作為世界第八大奇跡而震驚寰宇時，我們根本沒有想過游牧文明的觀點如何看待兵與馬的軍事組合，更沒有思考這一文化現象的世界眼光。史書上說秦人的祖先在西周時因為給周王室養馬有功，所以被賜封在今日的甘肅東部，並獲得“秦”這個封號。這裡需要思索的是，秦人何許人也，為什麼偏偏是他們在諸多的農業民族中最善於飼養馬匹呢?如今的考古學和人類學主流認識，已經傾向於將世界歷史上的養馬文化看成由一個總的發源地帶逐漸傳播各地的結果。這個發源地就是歐亞大陸腹地的大草原地區。從馬的馴化到騎馬術與馬車技術的發明，全都率先出現在這一個地區，絕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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