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體制選擇取決於經濟規模、發展階段、開放程度和貨幣政策。目前經濟學家引用最多的是弗來明－蒙代爾模型。這是一個小國開放經濟模型，一個小國的經濟政策變化不會對大國經濟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一個大國一般不會干涉一個小國的政策。2001年之前，中國是一個經濟小國，開放程度低，無人指責中國的匯率制度，但是，現在中國已經變成一個開放大國，小國開放經濟模型不能合理解釋中國和美國的博弈關係，許多學者利用弗萊明－蒙代爾模型的結論來解釋中國經濟現象並給出對策建議，顯然是不可取的。
因此，當前的中美匯率之爭是大國之間的匯率之爭。根據大國模型，匯率不是由單一國家的經濟狀況來決定，而是由國家之間的相對經濟增長率、相對利率、通貨膨脹率等多種因素決定。在兩個大國當中，任何一方的貨幣政策難免對另一個國家產生影響，甚至造成外部的不均衡。因此，當大國之間產生與匯率有關的貿易摩擦時，需要大國之間相互協調，共同尋找解決途徑。對中國而言，其貨幣和匯率政策受到另一個國家的關注本不難理解，但是，由於美國的經濟規模遠大於中國，而且美元是世界儲備貨幣，美國的政策變化對中國的影響大於中國的政策變化對美國的影響，所以，把人民幣低估和外部失衡的現象完全歸咎於中國有失公允。
中國的選擇
現在的矛盾在於，美方認為人民幣被低估，需要升值，但中方認為人民幣沒有低估，不需要升值。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該怎麼辦？可行的答案是中國既不承諾貶值、也不承諾升值，讓人民幣回歸浮動匯率的軌道，甚至可以適當擴大浮動範圍。如果人民幣真的被低估了，那麼在浮動匯率的條件下人民幣自然會升值，到達均衡水平後，在均衡的匯率水平附近上下波動，這樣的結果自然是中美雙方樂意見到的；反之，如果人民幣沒有被低估，則中國沒有必要擔心人民幣升值，也許人民幣還有貶值的可能。所以，人民幣匯率既不能按照美國的要求升值，也無需緊盯美元，最好的辦法回歸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採取浮動匯率制度之後，中國的主要擔心是人民幣匯率出現大幅度升值後，發生日本上世紀80年代的情形，這是因為有人把日本的“失去的十年”完全歸咎於匯率升值。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日本“失去的十年”是由泡沫經濟的泡沫造成的，而日本的泡沫經濟的主要原因是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和與此相關的寬鬆貨幣政策造成的。中國眼下的房地產泡沫也是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造成的。實行浮動匯率政策有助於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消除房地產泡沫，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另外，即便人民幣有一定幅度的升值，升值的成本也可以通過調整結構、內部挖潛、金融創新手段來消化，對經濟的衝擊不大，有利於我國的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第一、中國出口的美元價格會因人民幣升值而上升，對企業是負面影響；中國進口的原材料價格會因人民幣升值而下降，對企業有正面影響，兩者對衝之後，對企業利潤的整體影響減弱。第二，企業可通過提高管理水平、內部挖潛、節約成本、產品升級，提高品牌意識，提高產品附加值提高競爭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使沿海企業向土地和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轉移，實現經濟結構的合理布局。第三，在匯率實行寬幅浮動之後，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將加快，為了防範美元波動的風險，選擇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企業將增加。
基於以上判斷筆者認為，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區間是大國模型的要求，有如下好處：第一，將發揮市場的作用，形成以市場為基礎的固定匯率管理體系，讓美國失去指責中國的借口；第二，有利於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創造條件，人民幣的國際化將為企業靈活應對浮動匯率的挑戰提供回避風險的工具；第三，在擺脫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後，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將大大加強，中央銀行可集中精力保持人民幣比值的對內穩定性，依次促進經濟平穩增長，避免我國貨幣政策被美國的貨幣政策牽著鼻子走。在眼下，美國處於經濟衰退和房地產低迷，而我國出現了通貨膨脹預期和房地產泡沫，中美兩國需要採取不同的貨幣政策，被動地跟隨美國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將加劇我國的房地產市場和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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