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9日電／今年5月9日是“歐洲日”，也是歐盟成立的基礎——舒曼宣言發表60週年紀念日。回顧歷史，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指出，歐盟自成立以來創下多項成就，其中之一便是內部再無戰爭。然而，十多年來，歐盟南北之間卻在上演著另外一種“戰爭”，即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之爭。
新華社報道，眼下的希臘債務危機，在歐盟內部劃出了一條清晰的“分界線”：一邊是以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南歐國家為代表的南方陣營，另一邊則是以德國和瑞典為代表的北方陣營。南方陣營因高福利和低生產率而債台高築，只得向外求援；北方陣營改革福利制度、兼顧公平和效率而有能力救援，但救援的條件是對方效倣它們進行改革。南方陣營的民眾不願放棄高福利和安逸的生活，抵制北方陣營的發展模式，令歐盟內部處於“南北戰爭”的狀態。
二戰結束後，歐洲各國先後建立了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為全體公民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社會福利。在一個時期內，這種制度對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高福利制度逐步導致高成本、低生產率、勞動力市場僵化、官僚機構臃腫、公共開支不斷增加等弊病，令許多歐洲國家不堪重負。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德國和瑞典等國家率先改革福利制度，轉變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具體措施包括社會福利地方化、控制醫療費用支出、調整養老金結構、降低所得稅、改革勞動力市場、延遲退休年齡等。到新世紀初，這些國家的改革初顯成效，基本上控制住了公共開支不斷增長的勢頭。
以德國為例，以前人們連鑲牙、配眼鏡均由國家報銷，每年的社會福利開支一度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3%。德國前總理施羅德上任伊始就提出要進行“痛苦的、大刀闊斧的改革”，並制定了“2010計劃”。默克爾上台後秉承了這一思路。通過改革，德國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發展方式的轉變，奠定了應對金融危機等挑戰的基礎。
相比之下，在過去十多年中，希臘等南歐國家對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認識不足，改革力度和廣度不夠，民眾依然躺在高福利制度上安然度日。高福利和低生產率使得財政赤字越積越多，導致經濟下滑、失業增加，再加上幾次森林大火，使得希臘經濟和社會陷入“重病”狀態。
除希臘外，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歐國家也普遍存在高福利、低生產率、經濟社會體制僵化等通病。在金融危機等外部衝擊之下，各類經濟和社會問題集中凸顯並交互作用，瞬間將其置於危險的境地。
根據歐盟特別是德國政府的要求，希臘要獲得貸款，就必須收緊預算，大砍各項開支，尤其要降低各種福利。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指出，希臘人必須為“先前的遲鈍”和“改革的遲緩”付出慘重代價。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則警告說：“如果不從結構上徹底改革，希臘將難以真正走出困境。”
其實，不獨希臘等南歐國家需要改革，就連轉型較為成功的德國，要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仍要收緊開支和進一步改革福利制度。因此，這裡所謂的“南北戰爭”，不在於相互開戰，更在於向自己開戰，拿積弊開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