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起，中國勞工就開始與正在建設香港機場的西松建設公司交涉。2007年4月27日，在二審勝訴的情況下，日本最高法院翻盤，判決中國勞工敗訴。此後，僵局始終難以打破。2009年3月，日本媒體曝光，為收集工程競標情報，西松建設公司一直行賄日本產業大臣和多名政客。西松公司原6名核心領導中的5人隨即下台。為挽回企業聲譽，西松方建設的新領導班子找到為中國勞工出庭作證的日本大學教授，釋放出了願意和解的意願。
二戰中，日本本土共有35個企業的135個事業所使用了中國勞工。至截稿為止，西松建設是唯一一家明確表示願意解決勞工問題的日本企業。
2007年，就在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中國勞工訴訟的同時，德國“紀念、責任和未來”基金會完成了向納粹強征勞工提供賠償金的歷史使命，正式關閉。該基金設立於2000年，由德國政府和約6000家企業各出資25.8億歐元，共向98個國家和地區的166.5萬納粹強征勞工支付了總額44億歐元的賠償。分攤到每名勞工身上，錢並不多。但正如德國總統霍斯特科勒所言，賠款只是一種“象徵”，更重要的是受害者的苦難得到了“公開承認”。
接到日本傳來的信息時，張造領的父親尚在世。在張造領等人的聯絡下，鄧建國、高橋融等中日律師很快找到了其餘60多名二戰勞工的家屬，逐一徵求和解意見。吸收了花岡和解、安野和解的教訓，這些律師決定收集大多數受害者的意見，並將其交到西松公司。
10多次會議，一遍遍地琢磨條文的含義之後，張造領等二戰勞工認定：承認歷史事實，深刻謝罪，在此基礎上，予以適當賠償，是談判的底限。在日本，高橋融等律師和西松公司法務人員就此展開了多次談判，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是否寫入協議，“遇難者”能否改成“受害者”，解決金是賠償性質還是救濟性質，成了雙方拉鋸的焦點。
最後一刻，東京簡易法庭簽字前夜，張造領、安增祿、石桂旺等人特意找到一些留學生，一個詞一個詞地詢問這些陌生的日文的含義，“要是有問題，那可不能簽”。
一點點搬走的仇恨
僵硬、傲慢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企業背後，是一些友好的日本反戰人士和人權律師。他們和中國二戰勞工法律援助團的律師們站在一起，一點點地搬走了勞工及其家屬心間的仇恨。
4月26日，張造領、安增祿、石桂旺等人前往東京簡易法庭簽字。路上，日本一些民間友好人士拿出早已準備好的旗幟，跟在勞工家屬身後，以壯聲勢。其中一個負責人告訴石桂旺，他們每個月去一次議會，迄今為止已經去了38次。還有一些友好人士，則特意買了西松公司的股票，以股東的身份督促公司處理好歷史遺留問題。
簽字之後，張造領、安增祿、石桂旺等人拜訪了日本社民黨、民主黨、公明黨等黨派的負責人，並與多名議員進行了座談。石桂旺說：“席間，他們都以鞠躬的方式，以個人名義向我們表示歉意，並承諾推動問題解決。其中一名叫近藤昭一的議員，目送我們離開時，發現我們回頭招手，再次鞠了一個很深的躬。這是小事，但我能感受到他們的善意和推動問題解決的誠意。”
事實上，除中國法律援助團的成員不收分文外，日本法律援助團的律師們也是義務勞動。他們中的一些人多次自費來到中國，幫助勞工進行訴訟，時間長達10多年。
本次和解的高橋融律師已經70多歲。他說，他是為了他的國家做事，從日本的角度來看，這個包袱不放下，難以反省戰爭的罪惡，難以避免新的戰爭，也難以建立真正的日中友好。
這幾乎是過去10多年間日本援助團律師的標準答案。故宮研究院研究員朱春立為勞工訴訟擔任了多年的翻譯工作。她理解這些日本人做事的原因，“他們是一群有遠大目標的人。通過不斷地訴訟，喚起民眾的輿論，從而影響日本的議會政治，為日本的未來帶去更多的和平。”
正是這些人士的努力，事實的真相一步步被中日兩國民眾所獲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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