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年前，利瑪竇開啟了徐光啟的新視野。然而，我們必須說，若沒有徐光啟的展臂歡迎、研究熱情、有疑必問，為利瑪竇解釋中國人的思考模式，並指出文化珍寶何在，亦無法造就史上的利瑪竇。所以，這個紀念日，包括我們“利徐學社”的成立，不但幫助我們思考中國在全球化時代所扮演的角色，而且敦促著我們進一步思索：在當今的年代，如何拓展別具意義的文化交流。
王生洪(復旦大學前校長、教授)：當我們今天在此追憶這兩位文化先驅時，亦不應忘卻利瑪竇身上一些珍貴的細節。比如，只身來華之初，利瑪竇為了更好地尊重中國習俗，他削發、穿僧裝，自稱僧人，並稱自己的居所為“仙花寺”。後來，隨著他對中國國情的逐步了解，他認識到，要進入中國的上層社會，得到知識分子的認可，首先要成為儒者。於是他又蓄須留發，改穿儒服，熟讀、研究儒家經典，後來被稱為“西儒”。也就是說，作為一位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努力做到了“到了中國，成為中國人”。利瑪竇之所以能被中國社會接受，並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作出重要貢獻，同其十分尊重中國的文化和國家的尊嚴不無關係。
主持人：在我們今天身處的這個全球化年代，溝通似乎輕而易舉，但這並不直接意味著高質量的跨文化交流。這背後的關鍵何在？
米歇爾.康德蘇：學習與溝通的快捷方式，有時反而會傷及交流的質量，甚至會造成雙方的誤讀。這正是今天身處信息時代的我們，正在遭遇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利瑪竇與徐光啟的例子仍值得今日的我們效法：友誼是對話的起點與果實，但對話必須建立在追尋真理與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如果我們不能滋養這種精神，並嚴守平等的夥伴關係，我們將無法面對形塑我們共同命運的挑戰。
主持人：當前，全球面臨的各種問題複雜且縱橫交錯，您曾把這種前所未有的挑戰比作“海格力斯與七頭蛇怪之間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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