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先表現在中小企業的稅負過重。”周天勇分析，企業需要承擔的稅收包括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等，但據他了解，在很多地方，對於小企業都採取按營業收入的13%“包稅”，過重的負擔擠占了中小企業的利潤空間，不僅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也制約了企業員工的收入增長、福利增長。
由於小企業一般是勞動密集型居多，其發展對於改善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具有很大意義。周天勇說，通過分析比較可以發現，一個國家或地區每千人口擁有的小企業數量多少，與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成反比，數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越小，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較多。反之，數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越大。
相比較而言，由於財產稅的空缺，富人承擔的稅負與其納稅能力相比，就顯得很輕。“目前，房產稅、遺產稅都還沒有開征，個人所得稅方面，高收入者也可以通過很多方式達到逃稅、避稅的目的。因此，越富的人積累得越多，稅收杠杆的調節作用沒有得到體現。”
資源稅的調節作用也沒有得到體現。周天勇說，在國外，對於電信企業使用的空間頻道資源都會徵稅，我們在這方面是空白，本該屬於國家的稅收變成了相關電信企業的利潤，也成了這些行業畸高收入的一個來源。煤炭等礦產資源近些年來已經成為暴富的源頭，稅收在這方面也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橄欖型”社會怎麼建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構建“橄欖型”分配格局的關鍵
我們離“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還有多遠？
有測算顯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存在著較高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以及比較大的城鄉收入差距。2009年收入低於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高達62%。這部分低收入人群主要在農村，占農村總人口的85%左右。因此，中國現在的居民收入分布結構，類似於一個寬底座的金字塔，與“橄欖型”收入分布還有不小的距離。
針對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我國前幾年提出了“提低、擴中、調高”的思路。周天勇認為，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構建“橄欖型”分配格局的關鍵。而中低收入者絕大多數是主要依靠勞動獲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擴大就業。與直接“給錢”、讓利相比，讓低收入者安居樂業，收入快速增長，才是更加可持續的方式。
周天勇說，“擴中”則需要大力鼓勵創業，發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業的小企業，以改善創造和分配財富的結構，讓更多“小老板”成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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