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郭沫若先生自己的說法，《屈原》寫於１９４２年１月，這時正值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也是國民黨反動統治最為黑暗的時候。半壁河山淪於敵手，蔣介石集團消極抗日，並且悍然發動“皖南事變”，大肆屠殺愛國抗戰的軍民，掀起反共高潮。郭沫若面對這樣的政治現實義憤填膺，創作了《屈原》，以鞭撻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他說：“全中國進步人民都感受著憤怒，因而我把這時代的憤怒複活到屈原的時代裡去了。換句話說，我是借了屈原的時代來象徵我們當時的時代（《序俄文譯本史劇〈屈原〉》）。”
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中國現代戲劇史專著《中國現代戲劇史稿》認為，通過“南後誣陷”這一突變，屈原一生的悲劇性已被凝聚在一個具體事件中了。政治鬥爭採取了人格污蔑的方式，保民興楚的大業毀於頃刻之間，偉大高尚的靈魂被卑污的小人踐踏，智慧和忠誠在昏庸面前失去了作用，這正是屈原一生悲劇的戲劇化的表現，遭此巨變時，從屈原那可與日月爭光的心胸中喊出的是：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們的楚國，是我們整個兒的赤縣神州呀！郭沫若借屈原的呐喊，喊出了抗戰軍民的心聲。《屈原》在當時的重慶演出，震撼了所有的觀眾，起到了鼓舞抗戰士氣的巨大作用。
我們需要怎樣的屈原
從孤憤的屈原，到幻化的屈原，再到抗戰需要的屈原。我們說，屈原的戲劇形象無不被打上了時代的烙印。而一個真實的屈原，他絕不是戲劇的屈原，也未必是歷史的屈原。兩千多年來，誰能認識真實的屈原呢？也許，我們會感到楚國的屈原很遙遠，《離騷》的屈原很神秘，政治的屈原很失意，放逐的屈原很孤獨，愛國的屈原很崇高……可是，我們畢竟不知道，我們需要怎樣的屈原。如果讓我挑選，我寧可選擇戲劇的屈原。因為，一個戲劇的屈原最像時代的屈原。而今，偉大的屈原以及有關的端午節，已經成為一個打上文化標誌的儀式，並非學子式、學院式的屈原了。人們在節日懷念屈原，已經成為一種符號，並沒有什麼實際內容。我想，當屈原被推動著走進大眾，成為旅遊節上文化與商業聯姻的標簽，本身就很有戲劇性。(齊 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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