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票制”對大陸同樣有參照意義
如果說是“妥協”，這也是一個遲來的“妥協”。香港自1997年回歸以來，有關部門在香港問題上過於僵硬，往往對來自香港社會的聲音說“不”，在解決面臨的新問題上缺少新思維，更缺少制度方面的創新。因此，一直以來，香港政治發展的議題大都是泛民主派設定的，無論是香港政府、建制派還是中央政府，都只有救火式的“反應”。香港民主化本來早就應當有大討論。香港要實現什麼樣的民主？如何實現？如何協調市民的民主化要求和經濟社會發展？如何獲取民主化的好處而減少民主化的代價？所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都是可以進行理性的討論。如果有這樣一場大討論，香港各界甚至外界對香港民主化的共識會比現在更高。
從長遠觀點看，“兩票制”的民主實踐的意義不僅僅對於香港民主發展本身，而是對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社會都具有現實參照意義。
近代民主起源於西方發達社會，然後傳播到後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但在傳播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和社會的民主產生了無窮的大問題。人們無需看比較遙遠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亞洲社會的民主現實，如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中東的伊朗等等，都面臨困境。本來，人們希望通過民主政治的引入，來建立一個比較穩定且公正的政治秩序。但在很多發展中社會，隨著民主化的開始和發展，所出現的局面剛好和人們所希望的相反。在一些社會，黨爭不止，民主和無政府狀態幾乎是代名詞。新的民主政治秩序建立不起來，而原來的社會秩序因為民主政治的動員而遭到極大的破壞。一旦基本的社會政治秩序出現問題，這些社會的經濟發展和民生必然成為大問題。
為什麼在西方運作良好的民主到了非西方社會就變了樣？這並不是因為一些人所說的民主屬於西方文明，而是因為西方的民主經歷了很長的時間，而具備了深厚的文化和制度支持條件。西方原來是貴族精英民主，後來隨著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轉型到商業資本民主，然後再經過工人階級運動和各種民權運動，才發展到現在人們所看到的大眾民主。從少數人的民主到大眾參與民主，經歷了數百年的時間。在這個很長的過程中，西方社會經濟得到持續的發展，國家制度得以建設，中產階級得以壯大。儘管有大眾參與，但民主畢竟還是政治精英之間的一種遊戲。要進行遊戲，就首先要有共識，要有共同認可的遊戲規則。這種共識和遊戲規則的產生和發展，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西方經過數百年才發展出了民主的共識和遊戲規則，後發展中社會很難在很短的時間裡完成這個過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