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殘酷和最具破壞性的是歐洲殖民者與宗教傳教士對殖民地本土文化的處理方式。沒有對本土文化的尊重，無視他們的宗教習俗，他們的裸體和生活方式。傲慢的文明要求“當地人”遵從歐洲的習慣，迫使這些人穿上衣服。歐洲殖民者不僅貶低和侮辱他們，而且有效而持續的提醒他們的“劣等”地位。一個湯加的前酋長在1894年的談話中說：“穿本土的服裝要被處以罰款和監禁，留長頭髮和戴鮮花花環要處以罰款及監禁，角力或玩球要處以罰款及監禁，在有些地方，不穿外套和鞋子也處以罰款及監禁。
“這是一個奇跡，更多的傳教士並沒有結束他們自己在食人族的鍋裡！”
不論來自於何方的基督教傳教士。他們經常做的就是強迫當地人穿上衣物，把從大陸丟棄的各種花色品種的服裝給他們。理查德.哈林頓看到“身材魁梧的黑色搬運工人荒謬的戴著小孩的粉紅色帽子。非洲女人被上述的廢棄物罩著乳房”。
“當地人有同樣的尷尬，當他們不得不穿著同樣的衣服出現在我們面前。”“他們得花很長一段時間來適應歐洲的服裝，由於當地人從未學會清洗或修補衣服。從第一次穿上它們，直到它們成為碎片。不清潔導致了皮膚疾病及其他的傳染病”。
“人生而裸露，但是現在無論哪裡的人都穿著衣服“，這是身體從個體性過渡到社會性。道格拉斯（Douglas）在《自然的象徵》(NatualSymbols)裡把這種社會性體現在“生理的身體”與“社會的身體”，是“社會的身體限制了生理身體的被感知方式”，身體成為一種社會的象徵，身體性的控制就是社會控制的表達。
在莫斯（Mauss）看來，“身體表達的是社會對於身體的作用，也就是生理的身體是由社會和文化所塑造的。人的變化會隨著社會的不同而不同”“性與裸體”處在生命與身體的交界處，那些現在存在於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對身體的管理方式是如何“理所當然的”被人們所接受，都揭示了“正常”背後的權力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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