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海盜區域合作阻力不小
到底是冒充軍人或警察的海盜？還是充當海盜的軍人或警察？受害者往往難以明辨，這也給反海盜增添了難度。
國外研究者把發生在南中國海廣大區域的海盜行為歸納為“亞洲一般型”和“東南亞組織犯罪型”。“亞洲一般型”就是如諾埃爾.鐘打比方的那種“入室搶劫”，海盜利用夜晚靠近行進中船只，登船洗劫現金和有價物品，這類海盜事件的危害相對較小。
“組織犯罪型”的海盜活動，目前在南中國海地區愈演愈烈，它們牽涉到龐大的銷贓渠道及相關船籍注册資料的偽造、船員雇用等作業，已非傳統海盜所能做到，其背後有嚴密的國際運作網絡，堪稱海盜“行業”中的“托拉斯”，這種海盜行為造成的危害最為嚴重。
國際海事組織證實，“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幕後操縱了這類海盜行為。比如，2000年12月遭劫持的日本商船“阿隆德拉－彩虹號”，一部分貨物被海盜運到泰國換成武器，然後轉移到斯里蘭卡反叛武裝的手裡。另一部分鋁材則被運到了菲律賓的馬尼拉。國際海事局得到的情報顯示，有很多船只遭劫持後在這片海域消失，一段時間後，通過塗改油漆，更換船名和船籍，在另一個港口大搖大擺地出現，海盜甚至搖身一變成了“合法”船員。
南中國海地區海盜形勢的複雜性，決定了反海盜的不確定性。在南中國海地區，存在廣大的主權爭議海域，一些海域出現多國爭相執法的情況，而另一些海域則淪為無政府管轄狀態。海盜正是抓住了這一點，經常從一國海域逃到另一國海域，令各國執法機構在追捕中束手無策。
在任懷鋒副研究員看來，解決南中國海地區海盜問題的出路，只能是加強區域國家的合作。但他同時指出，相關國家對於“海盜”的界定不一，這給區域合作製造了障礙。比如，根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海盜”包括：在公海上對另一船舶或飛機，或對另一船舶或飛機上的人或財物等的襲擊行為，突出了遇襲地的“公海”概念。國際海事局則把“海盜”定義為：“登船意圖實施盜竊或任何其他犯罪，以及為實現該行為意圖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界定更加寬泛，其中涉及到沿岸國對海盜事件發生海域的主權管轄。
顯然，周邊國家聯合應對海盜的行動，在具體實施的層面上面臨著主權和法理等棘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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