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文儒看來，文物南遷是在兵荒馬亂的條件下進行的，人尚難自保，近兩萬箱文物萬里遷移更是難上加難。“尤其是西遷，並沒有一個詳細計劃逐步實施，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隨機應變。在長沙、漢中、成都、重慶等地，常常是文物前腳離開，後腳便有敵機轟炸，時間之緊迫，間不容發。”
一家三代均結緣故宮博物院、參與文物南遷全過程的故宮博物院原文物保管工作人員梁匡忠曾說：“一隊文物至少要一個士兵監守，車廂內要架機槍。押送人員和勤雜工要分班坐在車頭和車尾。因為車頭車尾更容易出事。”
“什麼都遇到過。土匪、翻車、日軍轟炸……壓力特別大。”梁匡忠生前回憶，有一天快到鄭州了，大家正在休整，日軍飛機突然來了。“當時我父親身體不太好，根本跑不動，眼看著躲不過炮彈了，一個工友跑過來背起他就跑……”幸運的是，這場轟炸沒有對文物造成傷害。
川陝路上的土匪也讓押送人員心驚膽戰。“有一次，路被橫放著的大樹擋了，遠處還聚集了不少人，才知道那是土匪。”梁匡忠回憶，“不過後來看到我們車上有機槍，土匪自己跑了。”
曾主持過南遷工作的莊嚴先生之子莊靈回憶說：“當時每到一地都可謂千難萬險。我還記得在去四川的路上，走川黔公路過烏江橋時，下面是湍急的河流，中間是竹子與木板釘起來的橋，過橋時所有的人都要下車，讓車慢慢開過去，我們跟在後面，小心翼翼地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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