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地方政府過度舉債正是20世紀90年代早期經濟過熱的主因。1994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1%———為過去30年來最高值———大批地方債務最後變成了不良貸款，占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國有銀行信貸總額的40%。隨著1990年代中期以來地方政府的融資能力受到限制，這一不穩定因素現在已有所消除。
然而，現在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的“動物精神”成了新的過熱風險源頭。經濟的持續繁榮、收入的持續增長以及市場的持續擴大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空間；所有人都渴望抓住新機遇，所有投資者都渴望迅速致富。他們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而且到目前為止尚未經歷過失敗。因此他們的投資和投機欲望極其強烈，對風險有欠考慮。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相對高通脹為中央政府敲響了警鐘：快速增長會帶來宏觀經濟風險。1990年代早期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和上世紀末東南亞重蹈日本覆轍則提醒中央政府，泡沫是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的。
從此以後，中央政府開始轉換立場，屢屢在出現過熱跡象時猛踩刹車。1990年代早期實施了緊急措施，減少貨幣供給並叫停過度投資，將惡性通脹壓了下去。
在最近的經濟周期中，中央政府的降溫措施始於2004年，彼時中國剛從2003年SARS所導致的減速中恢復。到2007年末，GDP增長率高達13%，政府對產業（如鋼鐵）和資產市場（房地產）均採取了更嚴厲的反泡沫政策。
經濟理論表明，所有的危機都是由泡沫或過熱導致的，因此只要能成功防止泡沫，便能防止危機。對於“熨平經濟周期”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像最近那樣在危機之後施以刺激政策，而是在繁榮時期未雨綢繆，將泡沫扼殺在早期階段。
我並不能確定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是否明白現代經濟學。但與某些國家的政策———在“去監管”上頗有建樹，而在繁榮期對泡沫疏於防範———相比，中國的做法要好得多。
世界經濟的問題在於，所有人都牢記凱恩斯的教誨———在危機爆發時實施反周期政策，而在繁榮期採取放任自由政策，不要有系統性的政策介入。其實治理繁榮才是更重要的，因為這樣可以在一開始就把危機隱患解決掉。
在我看來，中國的做法在某種意義上創造了一個真正的“凱恩斯世界”：在微觀層面上發展私有經濟，放開價格競爭，而在宏觀層面上採取反周期的政策介入。
或許中國的經濟增長將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減緩或者中止。我只希望決策層可以時刻保持警惕，讓中國的經濟增長神話可以繼續演繹10年、20年甚至30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