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美作為族類化的過程。這一族類化的思想仍然來源於《周易》的“君子以族類辨物”、“萬物睽而其事類”的古老思想中。也就是說，文學藝術雖然是對個別殊象的描繪，但是通過殊象卻通達了一般和典型的共象，從而使作品既是原發生命機制的“互文之象”，又是在“族類之理”主旋律下作家生命的綿延變奏。正是在此意義上古人講“詩人感物，聯類無窮”，“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此外，這一族類化思想尤其在中國古代的核心審美範疇“意境”中得到了最為充分的體現，因為意境雖然是作者的應時應景之作，卻因其將人類的古與今、瞬間與永恒相互溝通而成為不朽的藝術典型。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曹丕稱文學藝術超越了個體生命的有限性而成為不朽之盛事，與此不謀而合的是，尼采也把文學藝術看作“形而上學的慰藉”。
總而言之，從“身體——兩性——家族”這一思維模式出發，讓我們別具慧眼地看到了中國美學特異於西方美學的不同之處，也為我們實現中國美學的返本開新提供了新的闡釋視野，並從中可能昭示出身體美學未來的一個研究方向。（作者：張再林 李軍學單位：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