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年初，美國宣布新的對台軍售、谷歌事件、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中美貿易摩擦、美國炒作人民幣匯率等問題相繼發生，引發了自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以來中美關係最嚴重的政治風波。4月上旬，以兩國元首通電話及宣布胡錦濤主席赴華盛頓出席全球核安全峰會為標誌，雙邊關係實現轉圜。5月24日－25日，在北京成功舉行了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金融和能源合作等諸多領域取得實質性成果。
然而，儘管近來中美關係的氣氛有所緩和，但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仍在激化。正如美國防部長蓋茨抱怨未能如願訪華以及美韓黃海聯合軍事演習等事件所揭示的，中美戰略互信遠未培育出來，而戰略互疑卻在近幾年中日益加深。
更濃厚的戰略猜疑而非戰略互信
本文將當今中美關係同2003年的中美關係作對比，來證實以上判斷。之所以選擇2003年為參照系，是因為那是冷戰後中美關係發展較為順暢的一年。當年11月，正在訪美的前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說，“鮑威爾國務卿不久前說美中關係正處於最好時期。我同意這樣的評價。但我願意補充說，中美關係還應當也可以做到‘更好’。”
首先來看中美雙邊經貿關係。2003年，中美經貿摩擦案例很多，美方也提出人民幣匯率問題。但是當時的摩擦主要集中於貿易不平衡、反傾銷、知識產權等傳統領域。一般來說，經貿關係在總的雙邊關係中起著“壓艙石”的積極作用。相比之下，當今中美經貿摩擦已經擴展到金融領域，人民幣匯率等問題高度政治化。同時，高盛、谷歌、通用電氣等跨國公司對中方扶植自主創新產業等政策十分不滿，指這些政策影響其利潤和市場份額，認為中國開始排擠外資。雙邊經貿關係不僅不再是“壓艙石”，其中許多問題反而成為培育戰略互信的嚴重障礙。
再看中美軍事關係。在南海撞機事件後中斷的雙邊軍事交流，以2003年10月中國軍委副主席曹剛川訪美為標誌，實現了“全面恢復”。當年兩國海軍艦只在良好氣氛下互訪對方軍港。今年初以來，中美軍事交流因美國對台軍售問題而進入“冷凍”狀態，軍方之間的對立言論也在升溫。兩國海軍在中國沿海地區發生碰撞的危險上升。軍事關係嚴重滯後於中美在其他領域的關係。
中美關係發展至今天這種局面，與美國國內政治與領導人因素密切相關。2003年，由於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迅速得手，布什總統聲望如日中天。共和黨占上風的國會對布什本人親自掌控的對華政策不持異議。但是，今天奧巴馬總統的國內支持率低於當年的布什，對美中關係的把握力度也不如布什。民主黨將在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中遭遇共和黨的嚴峻挑戰。國會議員出於國內政治考慮而攻擊中國，外交和國防班子中的對華強硬派也在抬頭，使現政府對華政策呈左右搖擺之勢。
美國對華政策的新調整給兩國關係帶來了不少新變數，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重大問題上：反恐與國際安全問題。當年美國深陷中東，排除了將中國視為主要安全威脅的可能性。今天情形已大不相同。美國不滿中國在伊朗核問題上的態度，而中國對聯合國制裁伊朗決議所投的贊成票相當勉強。國內不少觀察家擔心美國反恐告一段落後將矛頭指向中國。中國對於奧巴馬政府提出的“零核世界”構想態度並不積極。美國在中國周邊布局造勢的動作也引起中方更高的警惕。
在美國最為關切的朝鮮問題上：目前中美都視對方為事實上的消極因素，戰略互疑增加。中方懷疑美韓加強軍事聯盟含有對抗中國的戰略意圖，美方則指責中國越來越偏袒作為“盟國”的朝鮮，同美國的目標分道揚鑣。
再來看中國大陸至為關切的台灣問題。從布什本人到所有負責對華事務的高級官員，都多次強調一個中國政策和不支持“台獨”的立場，由被動不接受“台獨”轉為主動“防獨”。中美在台灣問題上形成了某種共識和政策協調。反觀今日，在兩岸關係持續改善的時候，美國更多地被視為其中的負面因素。前外長李肇星今年3月說，美國對台軍售相當於“在兄弟擁抱時遞過一把匕首”。
非傳統安全問題。2003年防治非典，拉近了中美兩國在非傳統安全問題上的認知。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則出現了一些讓雙方不愉快的場景。在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合作方面，懷疑對方戰略動機者大有人在。
總之，在以上兩國關係的幾大重大議題領域，幾乎都因結構性矛盾而新增了消極因素，導致更濃厚的戰略猜疑而非促進戰略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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