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同舟共濟。由於中國崛起，使得中國更有能力和美國一起合作應對從反恐到金融危機在內的全球和地區難題，使彼此形成利益共同體和責任攸關方，為共同塑造21世紀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創造條件。
三是和諧共處。由於中國崛起，使得世界發展多樣化更加現實，有助於美國更加開放地面對現實，從而為美國最終放棄霸權心態、塑造大國合作的“多夥伴世界”提供基礎。
當然，中國崛起也必然給美國帶來客觀上和心理上的挑戰：首先，中國作為世界歷史上首個“10億級”規模的人口大國的迅速崛起，形成經濟上的挑戰；其次，中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迅速崛起，給美國帶來社會制度、發展模式上的壓力，進而形成政治上的挑戰。這些挑戰有些是客觀存在的，有些是主觀臆想的。未來中美關係的主要任務，就是如何正視這些挑戰，然後解放思想、創新思維，去一個個化解這些挑戰，並在化解過程中塑造新型大國戰略穩定關係。
楊潔勉：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堅持和平發展與互利共贏的全球戰略為美國重新自我定位和逐步適應多極世界的歷史性進程提供了機遇，美國不僅有可能免蹈歷史上烜赫一時的全球性強國的覆轍，還有可能同其他主要力量一起成為多極世界的建設性力量，如共同應對緊迫的全球性問題、規劃國際新體系和新秩序、形成與時俱進的新價值觀等。
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積極全面合作關係也將為美國在調整國內經濟結構、推進政治社會改革、改善同新興大國群體和亞太地區的關係等方面創造有利的內外環境。
最大的挑戰則是美國必須放棄你贏我輸的守成和新興大國零和關係理論，改變對華居高臨下的優越感，努力進行國內政治和經濟改革並以積極姿態發展美中的全面合作。
夏偉：今後的挑戰仍將主要集中在貿易和匯率變化問題上。其他的挑戰包括中國在對待伊朗、朝鮮、蘇丹和緬甸國家關係上是否願意和能夠發揮更加積極和建設性的全球領導作用，以及中國在表述和維護其不斷變化的核心利益概念方面是否有能力展現最大程度的靈活性。
趙可金：隨著美國經濟緩慢復甦，後危機時代的中美合作將會呈現出合作與競爭並存的特點。
經濟上的合作將會繼續向縱深發展。
戰略上的競爭也會呈現頻繁探底的特征。美國為了獲取更大的利益，必定會改變在危機期間柔性外交的身段，在態度上更加強硬，不遺餘力地在眾多問題上主動挑起摩擦，通過對中國施壓而圖謀更大的收益。同時，此種施壓具有戰略偵察的目的，在不斷挑戰中國戰略底線的基礎上，及時把握中國戰略意圖的變化，以作為對華戰略調整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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