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14日電／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今天在《聯合早報》發表文章說，2010年以降，奧巴馬政府進入東亞地區，以近似瘋狂的各種軍事作為，刻意對中國挑釁，在顯無製造爭端必要的國際環境中，不得不引發好奇。美國一方面放棄在中歐部署飛彈防禦系統，並籌謀由阿富汗脫身，卻又栖身到東亞重啟冷戰態勢，是否因應中國崛起的需要感，已經超過反恐？
什麼挑釁？美韓軍演自然是萬眾矚目的，選在黃海這樣一個帝國主義屢次入侵中國的歷史途徑，也許是華府的歷史無知（或偽裝無知）。但首爾顯然是敏感而尷尬的，其間夾雜了對中國不願共同制裁平壤的幾份怨氣。
文章說，希拉莉又發動南海問題的辯論，並動員東盟（亞細安）國家聲援，則有些勉強。不但楊潔篪後來的七點答覆中規中矩，動員東盟國家聲援恐怕是出於對東盟文化的漠視，或華府的自我中心，除了能給北京一時面子難堪之外，只能提醒旁觀者更加好奇於華府的意圖。
更敏感的自然是蓋茨在新加坡高分貝主張美國對台軍售的權利，這既不是法律權利，因為違背了《八一七公報》的承諾，就只能用霸權的慣性（所謂行之有年）與偏好（所謂國家利益）來辯護。則台北以掮客姿態居間整合日本與印度雖然未必完全如願，想必反射了霸權的思維。
美國的警覺與焦慮
重點不是道理說不說得通，而是情感上美國的警覺與焦慮已經難以遏制，本來對中國的頭疼與不滿，是國務院官員之間的公開秘密，現在則是美國大戰略秘密的公開。中國各界不論是採取譴責辯論，或是曉以大義，或是動之以情的手段，基本上無補於事。
必須將中國視為對手的潛意識已經悸動難遏，所謂新的國際強權崛起之際必然導致衝突的大國間的悲劇，好像是自我證成的預言，促使華府回到冷戰格局中找尋自我定位的答案，拾起霸權國家一貫的單邊主義，把奧巴馬一度帶來的和解的氣泡戳破，剩下的似乎只是換成黑色皮膚的小布什而已。
面對美國想遞出（但還未明白遞出）的這一重開冷戰的戰帖，中國應戰與否？這除了勢必是新左派與自由派忍不住而必須大鬥口角的好話題之外，中國有沒有其他不屬於在應戰與臣服兩個範疇內的選擇呢？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說，還真沒有。然而，華府的盲點恰恰在於是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出發，畢竟那賦予了任何掌有霸權的國家所一定舍不得放棄的地位。
這並不表示除了國際政治角度，就沒有別的角度。甚至可以說，就是因為別的角度不經意地取代了國際政治角度，才導致霸權國家的瘋狂挑釁。這個別的角度不是別的，正是因為要應付冷戰思維難以為繼的窘況，被霸權國家拿來延續霸權的所謂全球化角度。
全球化容許世界各地不站在國家身份裡行動的群體躍躍欲試，有的固然趁機報復，如恐怖主義，但更多的是藉勢而起的經濟實體與文化群體，他們共同挑戰了國家做為壟斷一切統治者的剩餘意義何在。中國是這樣的群體所最想要突破的對象之一，而也是這樣的群體獲得無限生機的資源所在。
中國應如何應對
全世界華人早就通過全球化打開的管道進行重組，得以在全球化領域中專擅披靡。中國的崛起與其說是北京政府一手主導推動，不如說是民間社會活力爆發的結果。因此，挑戰美國霸權的，不是北京以美國為假想敵的外交或軍事政策，因為根本沒有這樣的政策，而是如火如荼響應以美國為動力的全球化的群體，包括各地藉力使力的華人社群，當然也就包括美國華人、東南亞華人與兩岸中國人。
美國出現再冷戰的衝動，是在以全球化延續霸權的思想戰看似效果不彰後，所出現的直覺反應。全球化在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前進，長遠而言，仍是有利於既有價值的維護，只是這樣的霸權不存在於美國的國家身份中，而且其中參雜了說不清的華人性與世界性。如此一來，化解霸權未必非以力取，轉而寓抗拒於無形之中，亦即化於美國自身的價值之中。
文章說，假如面對冷戰挑釁的北京果然揭竿而起，以主權與國家利益之名抗拒美國爭霸亞洲，動員已然融入霸權體系的華人世界奮勇應戰，企圖有所作為，那麼冷戰時代以國家對抗為本質的國際體系自然死灰複燃。如此的大國的悲劇其實是全球化的悲劇，因為大國借此重生於一時，而全球化則氣短於一世，華人也隨之成為遭到鎖定的對象。
相反的，如果被圍堵的中國早就化作多元的經濟與文化群體，借力使力如輕煙般飄過了黃海、南海、台海，甚至印度洋與太平洋，則華府圍堵的，表面上就只剩下一個想象在崛起中的新霸權的面具，虛幻的中國威脅成為代罪羔羊，實際上華府則是在圍堵已經圍堵不了的全球化，或根本就是美國自己的價值。這樣的再冷戰，無非是面對風車的唐吉軻德而已。
至於世人要選擇伴隨唐吉軻德還是風車，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值得玩味的則是，在全球化與再冷戰之間的他們，不論怎麼選，選的都還是某種堪稱為美國價值的道路，反而最忍受不了這個道理，竟是華府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