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強鎮的衝動】謀求與經濟地位相符的財權事權
鎮級市試點的背後，是經濟發達省份強鎮擴權的強烈衝動。
在我國珠三角、長三角地區擁有一批“富可敵市”的強鎮，無論是在人口數量、工業化程度，還是在環境等各方面不亞於中小城市。但在看似風光無限的背後，這些鄉鎮的發展卻面臨著財政留成少、人手緊缺、事權不足等多方面的限制。
“鎮級體制、縣級工作量、市級要求”———這成為這些強鎮體制運行的一個真實寫照。於是，擺脫體制的羈絆，向上要權和要錢成了這些強鎮發展的內在訴求。
強鎮擴權成為解決這一窘境的必然選擇，其目標就是給強鎮鬆綁，給強鎮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政策與安全研究所教授毛壽龍昨晚對南都記者分析，中國強鎮擴權的探索自2006年浙江紹興開始，在各地的探索之中，除了溫州“鎮級市”模式外，還有一種是“副縣級鎮”模式。比如安徽巢湖市將桐煬、柘皋、黃麓、槐林列為副縣級鎮。它與溫州模式的區別在於，前者通過提高鎮的行政級別來獲得財權和事權，後者則不調整行政級別，將縣市部分權力下放。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則認為，除了這兩個模式外，還即將出現第三個模式：離縣城比較近的鄉鎮變成該縣的街道辦事處。即它不再是一級政府，成為縣的一個派出機構，從政府層級上就減少一級政府，也不需要再設人大、政協等班子。比如杭州市富陽市是一個縣級市，轄內有21個鄉鎮和4個街道辦，它計劃將21個鄉鎮都變成街道辦。
汪玉凱說，這幾種模式有兩個共同的基本特征：管理重心下移和增強基層政府的財政能力。而實際上，這一輪強鎮擴權與去年推進的省直管縣在理念上是一致的，都是縱向權力結構的扁平化和權力中心的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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