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種跡象表明，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前景仍充滿戰略疑慮，唯恐中國崛起之後“改變現狀”與“挑戰美國”。美對華政策可謂“大雜燴”，包括軍事與科技上的“遏制”，當前尤其側重海洋方向；利用中國與鄰國的矛盾、以“連橫”之策分化離間中鄰關係；制訂“遊戲規則”以“引導”、“規範”中國崛起，利用中國分擔所謂“大國責任”；僅在最低程度上自我調整與“適應”中國崛起。
美國的全球戰略以亞洲為“重心”，包括“一個中心”(維護其全球霸權與亞洲主導權)與“兩個基本點”；“兩個基本點”有兩層含義：在地緣戰略上“東西兼顧”，兼顧中東與亞太；在“戰略任務”上兼顧“反恐防擴散”與“應對崛起大國”，而在“兼顧”的同時，越來越側重亞太與“應對崛起大國”。這也就是近來美國急於從伊拉克撤軍、在中國周邊尤其是亞太地區動作頻頻的深層原因。
應該看到，中美在亞洲的博弈絕非“零和博弈”，而是既有共同利益，也有重大分歧，中美在亞洲的互動是合作與競爭交織並存，具有“競合性”與全局性特點。
具體而言，在台灣問題上，彼此對維護台海和平穩定與反對“法理台獨”有共識，但也存在“統”與“不統”的根本性分歧；在“反恐”與“防擴散”問題上，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因美國採取“雙重標準”與“名不副實”而產生的矛盾；在雙邊經貿與區域經濟合作問題上，既有高度相互依存，也有美國事實上的對華“保護主義”，美國對東亞經濟一體化更是“心急如焚”、企圖“喧賓奪主”；在政治體制上，中國主張亞洲有亞洲的特點、亞洲各國有權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美國則一再以“民主衛道士”自居、慣於對亞洲各國內政指手畫腳。
“風物長宜放眼量”，面對中美在亞洲博弈的新態勢，中國將有效兼顧周邊外交與對美外交、不斷順勢而為，美國則應盡早放棄不合時宜的“冷戰思維”與唯我獨尊的“霸主心態”。中美雙方應著眼共同利益與亞洲和平發展，開拓“和諧共處”與互利雙贏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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