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北京命令官員開始財產上報，不僅其自身收入和投資情況，還有其配偶和子女的。
收入分配不均是另一個主要擔憂。多個城市和省份已提高了法定的最低工資限額。比如，在廣州，一個月是1100 元，比起1993年的規定多了3倍。但是，富人、新興中產階層與其他人之間的差距令政府官員和普通百姓都很擔憂。
一些共產主義經濟學家已提出通過採用物業稅和遺產稅這兩個資本主義發明的方法來讓不均情況平衡些。但這些想法引發了辯論，與西方類似，人們在討論，更高的稅賦是否將抑制企業家精神。
對一些人而言，另一個憂心的問題是代溝。
中國人談論“80後”一代，他們在只知道經濟改革和繁榮的情況下長大。一項研究發現，這些較年輕的勞動力正在遺棄中國文化中的傳統宗旨“和”，而追求個人目標“個性”。
這些新的態度令父母們擔心。心理學家李中玉（音）對《中國日報》記者抱怨說：“80後的一群人被寵壞了。他們不知道什麼是責任。” |
